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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东 星光闪耀——运城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
华夏文明的“直根”
运城位于大河之东，古称河东。司马迁云：“昔唐人都河东拾荒哥，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在中国历史上，河东地区一直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开始，河东的文明就持续不断地发展，并长期保持其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姜超老婆。
1995年5月，中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在垣曲县黄河北岸的寨里村，发现了许多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猿类化石，将其命名为“世纪曙猿”。“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以前，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动物。“世纪曙猿”的发现，证实了人类的远祖起源于山西垣曲，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并且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生活在180万年前的芮城西侯度先民，他们用圣火照亮了人类进化的漫漫长夜。在西侯度遗址之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运城境内的芮城、平陆、垣曲、新绛、万荣、永济、河津等地发现了2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占全省总量的50%左右，占全国总量的12%左右），运城是我国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数量最多、时代最早的地区。
上世纪20年代安菲特里忒，考古学家在夏县西阴村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半个蚕茧，经过检测证明是家蚕的老祖先。这说明远在6000多年前，河东一带就出现了植桑、养蚕业。而河东早就有“嫘祖养蚕于夏县”的传说，古老的传说证之以考古实物，从而确立了河东在中国丝绸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说明地处黄河中游、华夏腹地的夏县是中国栽桑养蚕的重要发祥地。上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万泉县（今万荣县东部）荆村遗址中发现了仰韶时期的农作物黍子、高粱的遗存，说明了在6000多年前，河东地区的先民就开始播种黍子等农作物。
上古时期的“涿鹿之战”，是炎帝、黄帝的部落联盟为了争夺河东盐池，与蚩尤部落展开大战，主战场就在盐池附近，因为靠近盐池，故称“涿鹿（浊卤）之战”。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进展，学术界认为，晋南地区关于尧舜禹的丰富传说显然不仅仅是传说了。尧、舜都于蒲坂，舜帝葬于运城北边的鸣条岗，禹都安邑、禹凿龙门、禹会诸侯于茅山，都在今运城地区。从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到60万年前的匼河文化，再到4000年前的东下冯文化，河东地区的古文明绵延不断，一路走来，可以说，这里是华夏文明的“直根”。
殷商时期著名的贤臣傅说，在商王武丁时担任丞相，辅佐武丁安邦治国，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武丁中兴”的辉煌，与傅说有关的古迹都在平陆县境内，傅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圣人”的人。许多史学家认为，河东地区是周人的先祖后稷的活动区域，今万荣、稷山、新绛、闻喜一带还有全国最密集的高等级的稷王庙遗存。西周初年，大量分封诸侯，当时在河东地区有虞、虢、魏、荀、耿等诸侯国。周武王的儿子叔虞被封于河汾之东的古唐地，晋国的历史开始在河东大地上演。从公元前745年，晋穆侯的后代曲沃桓叔初封于曲沃（今闻喜县），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列为诸侯，地处河东古曲沃的晋国一脉，开始了前后长达67年的“曲沃代翼”权利争夺战。在激烈的竞争中，曲沃势力越战越强。曲沃武公的儿子晋献公时代，晋国进入了大肆兼并时期，到了曲沃武公的孙子晋文公时，晋国成为当时一流的强国。晋国的强国之路是从河东闻喜开始的。晋文公、晋襄公以河东地区为依托，南出中条山，在崤函古道上堵住秦国东出的通道，秦国不得东入中原，晋国成为春秋时代中原地区诸侯国的盟主，领导各国“尊王攘夷”，保护了华夏文明持续发展。春秋时代的河东，还是一个盛产故事的区域，“唇亡齿寒”“伯乐与千里马”“五羊大夫”等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战国时代，魏文侯建都于河东，任用李悝实行变法凝视山羊的人，魏国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国家。魏国以河东为大本营，据有河西之地，把黄河变为魏国的内河，使秦兵不敢东向，称霸诸侯50年。魏文侯礼贤下士，卜子夏设教于魏国，华夏文化中心西移，河东成为当时中原的文化中心。从河东走出去的外交家张仪、思想家荀子，镇守河西20年的军事家吴起，在战国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汉唐千年辉煌
汉代，河东以粮食、盐铁之利著称，也是拱卫长安的“股肱之郡”。从汉武帝开始，先后有5位皇帝十几次到河东的汾阴县（今万荣县）祭祀后土。河东的盐池，也引起朝廷的重视，多位皇帝到河东“观盐池”。蜀汉名将关云长，义薄云天，勇冠三军，威震华夏，被后世尊为“武圣”，祠庙遍及九州。西晋时，地图学家闻喜人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影响了中国制图史1400年，被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另一位闻喜人郭璞，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博物学家，如果没有他当年为《尔雅》《山海经》作注释，后代的人们就无法读懂这些古代文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河东安邑卫氏一门的书法影响极为深远，大江南北皆受其影响，卫氏一门四代，前后传承百余年，每代皆有名冠全国的书法家，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南北朝的史学领域，河东闻喜的裴松之、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人，分别以其史学著述丰富了中国的史学宝库，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史学三裴”。546年，东魏与西魏在河东的玉壁进行决战。双方先后使用了水战、土战、火战、坑道战、风战等战术，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战术最复杂的一次战役。“玉壁之战”直接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走向。
隋代的历史虽然不长便携式小岛，但几位河东籍的杰出人士还是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隋代的思想家、教育家王通，在历史上有“河汾道统”之誉，在隋唐儒学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的弟子为弘扬他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编《中说》。开皇初年，以裴政为主制定的《开皇律》吴乙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正式确立了封建社会的五刑制度，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薛道衡在隋代诗人中的艺术成就最高，是隋代文坛的领袖。隋唐之际的裴矩，作为隋朝经略西域的实际操盘手，把一个7世纪初期的战略家、外交家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裴矩在打通西域商道、开拓西北疆土、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隋炀帝大业初年，裴世清作为访日使者出访日本，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出访日本的政府使节，在中日交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唐王朝创立的过程中，裴寂、薛收、薛大鼎、柳燮等河东籍人士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唐初，发生在河东的“柏壁之战”作为大唐立国后的第一次重大战役，意义非同寻常。这次战役是唐王朝在军事上的奠基礼青刺尖。唐军在李世民的统领下，夺回河东，收复太原，对保卫关中、巩固新生的唐王朝、争夺中原具有重要意义。唐初名将薛仁贵，征战数十年，大败九姓铁勒，收复辽东，击破突厥，功勋卓著，名扬天下。文武双全的裴行俭，是提笔安天下、上马定乾坤的大唐儒将。另一位河东籍大将封常清起于寒微，凭个人才能脱颖而出，成长为文武兼备、威震西域的一代名将。中唐时期的裴度，出将入相20余年，功勋卓著，被誉为“中兴名相”。在经济方面，裴耀卿在南粮北运中实施“分段转运”，解决了困扰唐王朝多年的漕运难题，裴耀卿也因此成为唐代伟大的经济改革家。
大唐王朝定都长安，蒲州西距长安150公里，东距东都洛阳250多公里。黄河北来，中条南依，华山在望，控山带河，其与关中为表里，河洛视之为肩背。蒲州是屏护国都长安的东部屏障，是拱卫首都的“四辅州”之一，在唐代多次发挥了对长安的拱卫作用买卖惠。平定“安史之乱”时，名将郭子仪认为蒲州扼守要冲，“得河东则两京可图”，唐军先收复河东，以蒲州为大本营，不时向东、向西袭扰叛军，为收复两京作准备。757年九月二十八，唐军收复长安。十月十八篮场铁人，唐军收复洛阳。在收复河东半年之后，唐军先后收复两京，可见蒲州战略地位之重要。收复两京之后，朝廷更加认识到两京的安全与河东地区息息相关。757年，朝廷在防务上进一步提升蒲州的地位，升原来的河中防御为河中节度，兼蒲关防御使，领蒲、晋、绛、隰、慈、虢、同七州，治所在蒲州。这样，就把河西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河南的虢州（今河南灵宝市）都划入蒲州的防区。朝廷多次派名将郭子仪等出镇蒲州，担任河中节度使。764年、765年，郭子仪数次从蒲州出兵，解除长安城的危险。开元年间，为了保障河东地区与首都长安的交通畅通无阻，唐王朝举全国之力，在蒲津渡改建浮桥，动用全国铁产量的80%（1100多吨）铸造铁牛、铁人镇守浮桥，也成为河东地区的一处名胜（见下图），吸引各地的文人骚客游览吟唱，李商隐有诗句云：“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蒲津浮桥一直沿用了500多年，直到金元之际。
唐代也是河东文化的鼎盛时期。唐代河东诗人众多，从初唐到晚唐，出生于河东或祖籍河东的诗人王绩、王勃、王维、王之涣、柳宗元、卢纶、司空图等，他们的诗作在唐代诗坛影响巨大。王绩被公认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他的《野望》是唐代五律第一诗，是唐诗的开篇之作。《野望》所描述的异世农家生活，是王绩故乡河汾之间的田野风光。从这个意义上讲，唐诗是从山西南部的河汾田野走来的。近两年，曾有研究者通过多项统计，给唐代诗人进行了排行，在前10名诗作中，有5首是河东诗人的作品——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涣《凉州词》、王之涣《登鹳雀楼》、柳宗元《登柳州城楼》、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可见唐代河东诗人在全国的地位。柳宗元不但诗写得精彩，他的散文创作成就也很高，他的山水游记，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唐诗落幕，需要有一个人来为它作总结。晚唐时，河东诗人司空图写了一部《二十四诗品》，对近三百年的唐诗作了一番梳理。《二十四诗品》是唐代诗歌艺术论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对唐以后1000多年的中国诗歌创作与鉴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艺术领域，出身河东汾阴的薛稷，其书法成就很高，是“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薛稷的书法风格对后世影响不小，宋徽宗的“瘦金体”就是受薛稷劲瘦书风的影响。今天的仿宋体，也与薛稷的书法有渊源。著名画家、绘画理论家猗氏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绘画艺术通史，张彦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艺术理论家、艺术批评家。在唐代，河东闻喜的裴氏、汾阴的薛氏、解县的柳氏、猗氏的张氏家族都是人才辈出的世家大族，裴氏家族在唐代有18人出任宰相，为唐代宰相第一世家倾心不怕晚。芮城县的广仁王庙，建于唐大和五年（831），谢思潇是国内在时间上仅次于五台山南禅寺（建于782年）的唐代建筑。整个建筑简练古朴，雄浑大气，充分体现出唐代风韵。
宋明千年精彩

西侯度遗址火种采集仪式现场
北宋初年，刊刻于绛州的书法名帖《绛帖》，是宋代四大名帖之一，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到河东汾阴祭祀后土，史称“西祀”。这次祭祀后土之前，朝廷按照最高的等级标准对后土祠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行宫祠庙，缔构一新”。经过整修扩建的后土祠，庄严宏巨，号称“海内祠庙之冠”。金代天会十五年(1137)，后土祠的建筑全貌被立石镌刻，即“后土祠庙貌碑”，所呈现的就是宋真宗祭祀后土时的建筑规模。这块石刻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根据庙貌碑的图示，宋代的汾阴后土祠，共计7个空间，十进院落栾馨，在到达主殿之前，要通过五门五院，占地面积64万平方米，是现在后土祠面积的25倍，和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差不多。从建筑布局来看，和宋代的汾阴后土祠一样，明清北京故宫在到达主殿之前，也要通过五门五院。北京的天坛，内外围墙均作南方北圆，系明嘉靖九年（1530）以前天地合祭之制，借鉴了宋代汾阴后土祠天圆地方的寓意。从建筑布局、建筑风格来说，宋代的汾阴后土祠建筑对明清北京故宫和天坛都有一定的影响。宋代祭祀后土的礼仪十分隆重，超越汉唐，宋真宗来河东前，在开封的崇德殿还演习了一遍祭祀后土的仪式，史称这次后土之祭为“跨越百王之典礼”。天圣年间，河东籍官员薛田出任益州路（今四川成都）转运使，上奏朝廷，建议国家在益州设立专门的纸币管理机构——“交子务”，由政府印发纸币——交子，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纸币管理机构。北宋名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以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确立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至尊地位。他稳健扎实的工作风格，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尊敬。南宋初年，宋室南渡，各路将领跋扈，朝廷无力控制局面。闻喜人赵鼎以其卓越的才能，遏制武将跋扈之风，诸将肃然，树立了朝廷的权威。南宋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赵鼎被誉为“中兴贤相之首”。南宋后期，祖籍河东绛州的名将孟珙，在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智慧张春旺，多次扭转了被动的战局，给南下的蒙军以重创。他从大的战略防御出发，建立起了牢固的防御战线，一人担当南宋两个战区的主帅，可谓南宋后期的“擎天柱”。孟珙被国际军事理论界誉为“l3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机动防御大师”，他提出的“藩篱三层”防御理论，体现了远大的战略眼光，深得军事史家称赞。金代皇统年间，在佛教信徒崔法珍“断臂化缘”的筹划下，以“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板会”的名义，在解州天宁寺刊刻《大藏经》，历时30年完成，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举，后来收藏于赵城的广胜寺中，故称《赵城金藏》。当时刊刻《大藏经》的经费主要是在晋南各县和关中各县募集而来。《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反映了当时河东地区高超的雕版印刷水平，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
元代，祖籍解州的关汉卿是“元曲四大家”之首、元杂剧的奠基人。关汉卿是一位全能的戏剧艺术家，他能编写剧本，能导演戏曲，能上台演出，特别熟悉舞台演出的要求，因而他的杂剧作品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在语言上具有广泛的大众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持久不衰。河东地区也是我国的戏曲发源地之一，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修建戏台的文字记载，是宋代景德二年（1005）万泉县（今万荣县东部）桥上村的《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碑刻，在碑文中有“修舞亭，都维那头李廷训等”文字。万荣、河津、芮城、永济等地在金元时期建有不少戏台。芮城永乐宫以精美的元代壁画著称，壁画线条十分优美阴符方士，既含蓄又有力度。《朝元图》中的每个神像大都只是寥寥几笔，以浓淡粗细的长线变化，充分表现出质感的动势。永乐宫壁画不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杰作，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元明之际，因为有深厚的戏剧基础，在河东地区诞生了蒲剧，以河东为中心的蒲剧不断向周边辐射鲁兆博客，形成了遍及北方的梆子戏剧，蒲州梆子是北方戏剧中最古老的剧种。金末元初出生于万泉县的著名木工理论家薛景石，也是一位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者，他的著作《梓人遗制》是中国古代唯一由木工匠师撰写的学术论著。明代初年，《梓人遗制》被收入《永乐大典》。元代是河东盐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徐乐功，元代末年在盐池附近兴建了盐务专城——运城，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因盐而设的城市，今天的运城就由此发展而来。
地处中条山下的河东盐池，历史悠久海南银达集团，在明代催生了晋商，河东盐池一度成为晋商的孵化地基。第一代晋商中有不少是河东人，如王氏家族、张氏家族、刘氏家族、范氏家族，他们为晋商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许多晋商大族都是从河东发迹，走向全国。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教育家薛瑄，是河东学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明代北方文脉的代表，被称为“明初理学之冠”。薛瑄在故乡河东的讲学活动，在明代影响很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明史研究专家孟森先生说：“有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的讲学活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阳明、东林党人的讲学活动有着开创性作用。明代隆庆年间，河东籍大臣王崇古主导的“俺答封贡”，促成了北部边境的互市，不仅保证了明代北疆50年安宁无战事，也为清朝奠定了200年的北疆太平。清代，河东籍的教育学家李毓秀编写的《弟子规》在全国广为传播，清代后期成为家喻户晓的童蒙读物。绛州人樊守义在康熙年间远赴欧洲，游历12年，他撰写的《身见录》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在清末的维新变法活动中，活跃着闻喜人杨深秀的身影，他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用热血唤醒民众。
民国峥嵘岁月
辛亥革命前夕，河东籍的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投身于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的革命活动，著名的革命人士有王用宾、姚以价、景耀月、景梅九、李岐山、张士秀等。王用宾是第一批同盟会成员，是同盟会山西分会的负责人佟铁鑫简历。在1911年太原的新军起义时，姚以价担任起义总司令。太原起义之后，河东的革命党人云集运城，编练民军，配合山西军政府的南征军和陕西军政府的秦陇复汉军，于1911年12月29日光复运城。1916年，袁世凯称帝，景梅九撰写的《讨袁世凯檄文》，其中有云“本绍、术之余孽，袭莽、操之故智。谋破五族共和之均势，希图万世一统之帝业……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残民意。称帝称皇，有腼面目；误国误民，全无心肝”。全文痛快淋漓，义正词严，国人争诵，当时被誉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字”。老湿吐槽西游记景耀月在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议主席、参议院议员，参加筹备南京临时政府的相关工作，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李岐山、张士秀在辛亥革命之后活跃在河东、关中地区，为当时革命骨干。
1936年年底，时任绥远省主席、三十五军军长的傅作义将军发起了绥远抗战，其中以百灵庙战斗影响最大月光小兔山庄，史称“百灵庙大捷”。傅作义部队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毛泽东又专门派南汉宸携带他的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四字的锦旗，赴绥远慰问傅作义的抗日军队。绥远抗战还诱发了“西安事变”。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被深深地刺痛了自尊心。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河东地区的杰出领导人嘉康杰，从1928年开始，直到1939年牺牲，就一直活跃在河东地区，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河东地区的革命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晋南地区的革命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9月—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4万余人，陆续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由荣河县（今万荣县西部）庙前渡口进入山西，北上开赴抗日前线，巍峨的秋风楼见证了八路军的抗日热情。1947年的运城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攻坚战的典范之一。运城是山西的南大门，解放运城，可以切断山西敌人的南逃之路，又能牵制胡宗南部于渭北地区，配合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三打运城，于1947年12月28日解放了运城。徐向前评价运城攻坚战说：“攻坚歼灭战，不仅动摇了山西境内敌人固守城市的信心，而且创造了我军攻坚城市的宝贵经验。”
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果尔除草剂，层出不穷的河东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他们和全国各地的贤能之士一道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回望历史，如此之多的河东名人和名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在历史的夜空闪闪发光，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的亮点，值得我们今天的河东人铭记、自豪。深厚的历史积淀，是运城发展的优势人文资源，我们应将先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扬光大，将古老的河东建设成更加美好的家园。
作者简介：李广洁，万荣籍人，山西省图书编辑工作者协会会长，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编写出版《山西历史三字经》发行30多万册，另有《介子推隐居地考》《齐桓公西伐大夏考》《洪洞古槐与明代移民》《太原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等学术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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