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往事（四）-梁子故事 父辈往事（四）作者：核二代 郭颖锡第四次核试亲历（一）一段艰难的路途66年9月下旬，父亲被从北京急招回厂。回到西宁??

父辈往事（四）-梁子故事


父辈往事（四）
作者：核二代 郭颖锡
第四次核试亲历（一）
一段艰难的路途
66年9月下旬，父亲被从北京急招回厂。
回到西宁下了火车，厂保卫部的一位姓陈的保卫处长直接到车站接了父亲，赶回厂里接受命令。他被告知只有两天准备时间，一天处理公务，一天处理私事，然后立即出发，赶往酒泉参加第四次核试验。专列和试验队其他人员已经出发了。
两天后，父亲一个人提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出发到西宁，转车奔兰州，但到了中途就又下了车。
因为当时红卫兵的大串联已经开始，全国各地的火车基本上都让红卫兵占了。父亲本来是要到兰州转车的，但担心到了兰州这样的大站根本上不了车，干脆提前几站，在一个叫河口南的小站下车，等着转乘开往嘉峪关的火车。河口南站虽小，却是兰西线（兰州—西宁）和兰新线（兰州—新疆）的分叉处，本来坐到兰州转了车去酒泉也还是要经过这里董可飞。
火车等到了，上车还是费了不少功夫负心人季蔷。车厢里几乎被红卫兵挤满了，硬座车根本上不去，父亲赶紧跑到卧铺车厢，总算是挤上了车彭罗斯阶梯。看到车厢里的铺上铺下，包括行李架上都挤满了人，还是进不去，就在两节车厢连接处挤了个地方，在地板上坐了一晚加一天，第二天太阳落山后，终于到了酒泉车站，时间是9月30号。
到酒泉站下车后还需要自己走一段路。就是从酒泉站走到主要供基地使用的酒泉西站咱们的派出所。几百米的距离，路倒不长，只是已经黑天bilib。还好有几个军人沿着铁道走，父亲在出发前也已经知道这样可以到西站，所以就远远地跟在后面沿铁道向西。
黑天走夜路，还在铁道线上，结果诸事赶巧，铁道中间有一个检车沟，父亲一下子掉了下去。

找了一张可以说明问题的图。这图上的车头显然不是那个年代的，而是后来的内燃机车了。铁道中间的检车沟能看清就好，看起来还是挺深的彩音心爱。
掉下去，站起来，一眨眼的功夫。感觉了一下，还好身上没摔坏，提着的脸盆却摔扁了。恐怕它的光荣牺牲还起到了一点缓冲作用，让父亲没有受伤，值得好好地感谢它。
爬出沟来接着走，到了西站，再走到下边不远处基地设的招待所。接待人员和基地联系确认了身份后，给父亲办理了入住。一段跌跌撞撞的路途总算告一段落，可以歇一夜了。
第四次核试亲历（二）
与大部队汇合
第二天，父亲坐上基地的内线火车继续深入。赶到基地司令部下车，已经是中午12点20多了翟纯婧。酒泉基地分为多个工作区和生活区，都以代号相称。司令部在14号附近。

酒泉基地（网络图片）
多年的经营，如今的整个基地早已成了茫茫戈壁上的一片绿洲，酒泉也已成为世界三大航天发射场之一，以东风航天城的大名备受国内外关注。现在这里已成功发射了50余颗卫星、9艘神舟飞船、1艘天宫空间实验室，相继将9位航天员安全顺利送往太空，在民用航天领域受到世界瞩目。
酒泉、西昌、太原，三大卫星发射中心，如今的每一年，都会增加多次的发射成功记录，每一次都足以验证中国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加上2014年已基本建成，准备在2017年用长征五号大推力火箭发射“嫦娥五号”的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构成了中国四大航天发射基地。
我的大哥近年曾到过酒泉基地公干，在10号待了些日子。最近得知，我的两位中学同学在大学毕业后都到了酒泉，为我国的航天科技事业奋斗多年；我和其他两位老同学也曾在相关部门服役；还有一些老同学从事着与父辈有关联的职业，比如核总，比如中航工业，看来二二一的子弟中，子承父业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其实不论我们这些核二代后来从事什么，只要我们的身上还承继着父辈的朴实与勤奋，延续着二二一的精神，那就足矣佩佩踢人。
扯远了，回过头来说父亲。进入司令部，找到人联系，又和昨晚一样走了一遍核实身份的程序。确认后，父亲被安排去吃饭。这时候时间已经过了12点半，12点整开始的午饭时间已经过去了不少。
不过还好，还有饭吃。父亲在食堂又正好找到了随专列先期到达的二二一试验大部队，旅途的一路疲惫突然间一扫而空。
饭后，大家一起继续向基地核心区域开拔。这次坐的是汽车了。在路上，父亲看见他来时坐的内线火车的线路，也是继续向内部延伸，最终驶进了山里。汽车绕过了那片山坡，到达一处较为平坦的区域，那就是他们接下来将近一个月工作和生活的工区了，父亲忘记了它的编号。
第四次核试亲历（三）
东风二号导弹发射
国庆节那天到达工区后，试验队休整两天，10月3号准备一天，4号就开始了弹头的装配一诺风华百里。这次直接叫弹头了，因为它是要与东风二号导弹结合，完成首次导弹发射原子弹的任务。
装配工作进展顺利，一周内就完成了。之后的工作就交给了我们年轻的导弹部队。父亲他们的试验队后来除了保障和应急，就一直是在等待导弹发射成功。他们的工区与发射场区还有段距离，他没有亲眼看到导弹发射的场面，甚至之前的导弹测试、与弹头结合等等都没有看到，只是在发射前两天，看到一大排为导弹加注燃料的车辆从工区前驶进发射场区。
这支接管后续工作的部队，在这次发射任务之前不久的66年7月1日才正式组建，为了保密，而被周总理亲自命名为“第二炮兵”。一直到九十年代，外界对二炮还了解不多，经常会出现“二炮，是什么炮？”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对二二一子弟来说基本不存在，最晚到我们高中的时候，即使我们还不知道各自的父亲干什么，却早已听说过二炮。厂里有不少军代表，都是二炮的，他们的子女和我们在一起上学。
到2016年元旦，二炮才终于落实了与之相符的实名制——火箭军。
而此次发射的东风二号导弹，是我国独立研制的第一种中近程导弹。有二自然有一，东风一号是仿制苏联老大哥的。

东风二号发射
东风二号，也有段曲折故事。如果展开也足以成为一部航天前辈的奋斗史。它是由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亲自领衔研制成功的。研制之初，由于老大哥突然翻脸撤走，东风二号在研制队伍里被叫做“争气弹”。整个队伍上上下下都在争取东二的早日成功。
62年初地面试车成功后，很快在酒泉进行了首次发射，很遗憾，成功升空，但接着就偏离轨道坠落，落在距离发射场600米的地方爆炸。之后经过钱老和他领导的五院长时间分析研究，又召集各路专家开了历时3个多月的技术讨论会，终于搞清了原因和之后的研制方向，从试车设备开始，几乎是从头再来。又过了两年，64年6月29日，改进型东风二号终于成功发射。
这一次，首次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试验，时间定格在66年10月27日。9时10秒，导弹点火，9分4秒后，2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在900公里外的罗布泊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两弹结合”试验获得成功。
实际上在正式试验之前，10月初的某一天还发射过一次，是东风二号和配重弹头的结合发射，是为保“两弹结合”试验的万全而进行的。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多年后核工业系统和航天系统一直坚持的总方针，就是周总理为这次“两弹结合”试验专门提出的指示。
首颗氢弹爆炸前后
装配氢弹
回到了厂里，氢弹的装配工作就开始了。
在装配这枚氢弹之前，内核组也正式调入了102车间。这时距离氢弹试验的时间只有半年了。内核组的成员从这时开始也在逐渐增加。
刚进入102车间的时候，父亲和新加入的同事，还有那几位做技术员的叔叔还是在一个组，和以前在207时一样，他把这称为技术人员和工人混编。这时候，一切是围着那枚氢弹转的。
在67年6月首次氢弹空投试验之前，在罗布泊还有一次核试验，时间是66年12月28日。这是一次氢弹的原理试验，地面塔爆的，当量为12.2万吨。这次试验的成功，让参与氢弹的研制、生产和试验任务的所有部门和人员吃了定心丸。
这次氢弹原理试验的历史功绩不容小视，它是在半年前（5月9日）的那次“推进裂变核试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上次的试验已经初步实现了裂变－聚变－裂变反应，只是当量估值与实测值还有差距；这一次制造出的其实已经是小号的氢弹了。试验还有一个名称叫“氢弹 ‘扳机’核试验”，而弹头被称为“629装置”，目的就是为了验证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提出的两级氢弹理论设想－利用原子弹（“扳机”）释放的原子能来引起热核装料（“被扳机”）发生聚变、裂变反应。
试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于敏的理论设想，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次低当量的氢弹试验。它的成功，比我国宣布的67年6月17日首次氢弹试验成功的日子早了近半年的时间。所以中国突破氢弹的时间（国际上通用的首颗原子弹爆炸到首颗氢弹爆炸的时间）实际上比大家所熟悉的两年8个月短了6个月。使得原本就远远领先美苏英法的优势变得更大了。
父亲反复回忆，629装置是他们装的，但这次试验他没有去现场，也不记得身边有哪个同事去了。应该是随后的首颗“正式”氢弹的装配任务时间太紧，他和身边的同事都忙着做这件事了。但当时的所有试验弹均出自二二一，厂里同样会派出试验队，只是这次派了刚加入内核组的其他同事，父亲还不熟悉。
马兰基地的氢弹试验准备工作也早早在原理（扳机）试验之后就全面展开了。66年12月30日至31日，聂帅在马兰基地招待所主持召开了专家座谈会，总结原理试验，研究了全当量氢弹试验问题。王淦昌、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参加了会议。
试验时间定在1967年9月。之后，由于氢弹研制速度加快，中央专委决定，将试验提前到1967年第二季度进行。因此，马兰基地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加快了步伐。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马兰基地要建设300多项建设工程，还要准备38个测试项目，近500台（套）测量仪器设备，53个效应试验，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周总理提出的 “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

首次氢弹试验爆心附近搭建的效应物－铁皮房屋
父亲在这期间抽空回了一趟家，不算正式探亲假。具体因为什么原因能有这一次短假，父亲回忆不起来，时间也记不清了，大概是在3月份。
回到厂里，工作继续。很快和同事们一起将氢弹的装配工作顺利完成，父亲这一次同样没有参加试验队，他进入了休假模式，而且假期还不少。
到了氢弹试验队出发的时间，父亲就和102车间的其他几位同事被安排去杭州疗养。记得一起去的3~4个人里面，有一个来自重材料组，还有一个来自轻材料组，都是工作中接触核材料比较多的。
以后多年的工作中，父亲有好几次被安排疗养，都是接触核材料多带给他的“福利”。
半个多月到杭州
父亲记得他们这一组疗养人员，是与开赴马兰基地的氢弹试验队专列前后差不了几天离开的厂里。一开始有些怀疑父亲这一次的记忆是不是又出了点小问题。他记得他们出发日期是6月10之后，而且坚持没记错。氢弹试验成功是在6月17号。
试验队如果只提前十多天出发，按以往的经验，到基地后再次组装氢弹是很紧张的，如果父亲没记错，那就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氢弹并没有拆分或者已经可以做到不像以前那样拆分过细，这样它经过专列运输到基地后可以节省再次装配的时间。
专列的稳定性不用怀疑，因为它的每节车厢比普通列车车厢要多出4个轮子，就是为了达到最好的稳定性能。后来核对资料，知道专列准确出发的日期是6月5号，距离正式试验日期确实只有12天，与父亲核对这个时间和我猜测的氢弹拆分情况，居然所料不差。这算是从首次核试验以来专列出发最晚的一次了。
还有一点是，他们几个人7月初才到的杭州。到了那里才看报纸知道试验成功的消息。所以父亲一直认为试验成功的日期是7月初。我拿出各种手头的证据告诉父亲他记错了，包括他手头的那本部里出版的二二一厂多人的回忆录合集，翻到确切印有爆炸日期的那一页，他还说这个人的记忆有问题，不认为自己记错了。
父亲后来看到各种证据指向6月17号，有一些陷入深思。其实这个日期很早就公布了，父亲也在后来多次看到听到，但他心里一直坚持以自己在杭州知道的日期为准，真的是个倔老头儿。
连着去了前面好几次核试验，第一颗氢弹试验却没去现场，我心里多少有点替父亲惋惜的意思。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父亲需要清除一下经常接触核材料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时，组织上及时安排了这次疗养，在当时的条件下呱呱学车，尤其是文革已经开始一年时间，厂里也已挺乱的了，这时组织上还会有如此的人性化处理，又让我略感温馨。
问题又来了，从青海到杭州需要半个多月？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如此。
一点点说出来就合理了。车票要一次次买，火车要一段段坐，在一个地方耽搁一两天都正常。西宁要停，到了西安又住了两三天，然后西安到上海，又住了两晚。再从上海到杭州。加上在火车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有些地方父亲记忆模糊了，但是有些细节却又记得出奇的清楚。他记得在西安是住在火车站小广场东南角的一家小旅馆，在上海是在浙江路上的瑞金旅馆。从西安上火车时他的钱包还被偷了，上车后才发现。里面有几十块钱，在当时算不少了。
过长江还要费些周折。南京长江大桥那时还正在修，火车过长江要整列车分为两截上轮渡，前后要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父亲说他们在轮渡上看到了不远处正在修的大桥。现在这种轮渡只在从湛江到海南的列车还存在了，而且若干年后应该也会消失。

南京长江大桥，又一座中国科学家和工人阶级创造的奇迹。它的建造时间虽晚于武汉长江大桥和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但却是第一座完全由中国设计建造并基本采用国产材料的特大型桥梁，因而在中国桥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60年1月18日开建，1968年9月铁路通车，12月公路通车。在60年代就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解放前，政府就多次有过建桥的设想。北洋政府曾于1918年请法国桥梁专家在南京进行建桥的勘测，但没有结果；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聘请美国桥梁专家约翰·华达尔进行实地勘察，华达尔认为“水深流急，不宜建桥”；此后，国民政府又先后于1936年和1946年两次考虑建桥，但终因战争而作罢。

许世友观看坦克检验大桥质量（网络图片）
1967年8月15日大桥合龙时，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曾调来百辆坦克同时开过桥面以检验大桥的质量，这也算是时代经典了。
远在马兰那边
父亲他们还在去往杭州的路上，共和国第一颗氢弹就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上空爆炸了。
虽然父亲没有亲临现场，但他的不少同事去了。包括和他一组的许叔叔。所以还是想把这一段记上一记，总觉得这样才算稍稍完整。
实际上在关于这次氢弹试验的历史记载中，还真有7月初这个节点。那是这一年2月，周总理听取国防科委、核工业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的共同汇报后初步定下的试验日期—在7月1号之前。
6月16日，试验前一天，聂帅不顾前期身体疲劳，亲临现场主持试验。
6月17日上午9时，轰炸机飞临靶心上空，盘旋到第三圈时投弹，天空出现强光，天地轰鸣，靶心区升起巨大蘑菇云。中国的首次氢弹爆炸成功！
强大的冲击波横扫戈壁，作为效应物的铁皮楼房被夷为平地，飞机、汽车、坦克、火车车头都被吹翻……

人民日报首次氢弹试验成功喜报（网络图片）
此次执飞的是徐克江机组。在一些回忆录中把这次执行任务的轰炸机说成轰6甲，显然是记忆上的失误。
因为我国首架轰6甲升空的时间是在一年半之后，1968年12月24日，69年才批量投产。首次执飞轰6甲的同样是李源一机组（已经是第三次提到他了）。
它是以图—16为原型机进行研制的，其研制过程也是充满曲折。59年开始仿制，一度终止，64年恢复，还曾因工厂选址出现地质问题而造成重大损失……
所以，这一次执行任务的轰炸机还应该是图—16。
试验成功，聂帅在得到当量速报结果后，兴奋地感叹：“300万吨，够了，足够啦！”
周总理在听到聂帅通过专线电话汇报试验成功后，喊出了“毛主席万岁！”。总理身上担负的巨大压力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
二二一试验队回程时，102车间的队员们做了一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让大家津津乐道的事。许叔叔买了两盆的新疆葡萄，扣在一起往家带，还有一瓶庆功时发的酒。
在路上同事们趁他睡觉时吃光了葡萄，把两个盆还原样扣在一起；一位有酒瘾的杨叔叔又喝光了那瓶酒，还往瓶里面灌上了水。许叔叔回到家，展示他带回来的成果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同事们却在后来的时间里，一提起这事儿就美的不行。
大环境却不怎么样。这时文革已经进入第二年，和氢弹这样的国家重大项目有关的单位同样不能免俗。66年9月，核工业部的研究部门有的专家被抄了家，有的家属受到了牵连。虽经总理、聂帅、叶帅等人尽力善后，后续影响仍然难免。
65年已担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李觉将军在文革开始后也是不停地写检查、做检讨，氢弹试验的时候找不到他的人。熟悉的人们说他那时候当了“八级瓦工”—高级和稀泥工，在二机部的两个派系之间来回和稀泥，有时还真能起到效果，让两派都暂停争斗，一起去搞科研。
还有一位值得纪念的老将军。当时国务院主管六大军事工业部的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64年研制原子弹的时候就曾不顾肺气肿和哮喘病上过高原，到过二二一厂，在这一年却没能坚持等到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他在文革中同样饱受冲击，但坚持工作。到了这一年的2月2日凌晨，因患病虚弱，工作焦虑，寒冬无暖，身边无人、无医无药，在办公室病发离世，时年62岁。
脱帽，致敬！为这位老将军，同样为那些在文革期间打碎牙往肚里吞，忍辱负重，为了共和国的核事业坚持在指挥、科研和生产第一线的所有人。
三个月的世外桃园
到了杭州，父亲的疗养生活却过得还不错。
二机部的疗养院是从地方接收来的，位于从花港观鱼出来西南方向的马路对面，那应该是在杨公堤旁。但和父亲说起杨公堤，他却不明所以，说应该是环湖西路吧。回来查杭州的老地图，原来还真有叫环湖西路的一段日子，就是在文革时期。
50年代时这条路还曾叫过西山马路。而到了文革，不只这条路变了名，杭州大部分道路都改成了极富文革色彩的名字，如红卫兵路、学工路学军路、乘风路破浪路等等，相比之下，环湖西路还算是中性。而杨公堤历史上的里六桥，到了2003年复建，杨公堤也终于重现了历史风貌。

文革时期的杭州简图（网络图片）
二机部的疗养院在那时算是条件相当好，有干部的套间，有二人标间、三人间，每个房间里都有独立卫生间。以当时国内服务业的一般水平来说足够高档，也足以让父亲重点强调一下。一起去疗养的重材料工段的一位组长就入住了套间，父亲是住在二人标间。
未来的三个月，他们几个疗养人员过的几乎够得上是世外桃园的日子。除了正常的身体检查，天天就在西湖边上和杭州城里的其它景点转。只有一次，他们想乘汽车去绍兴转转，但从疗养院门口坐上车，从环湖西路转到环湖南路（现在的南山路），没多远，在一个桥头就被拦住了，说前面有武斗，不让过了，这是他们在世外桃园里唯一与现实世界擦肩而过的一次。
此时的二二一厂同样已是风雨飘摇。在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6月份，在新华书店的玻璃橱窗和周围的墙壁上，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8月，厂里两派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到了67年的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来，一派组织接管了总厂、分厂的“文革”领导权，财政、干部等等大权。
有派别就有冲突，因两派冲突加剧，到2月已惊动中央，直到聂帅亲自宣布二二一厂实行军管。厂里的科研和生产秩序在军管后才暂时得以恢复，保证了氢弹研制任务的顺利完成。
到了7月，乱象更重，三分厂已经出现大规模武斗，使得几天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对二二一厂发出特急指示，并派出工作组前来调查；总理、聂帅随后发电报指示“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
但8月初总厂武斗再现，并致一人死亡，以致中央再次发来指示并迅速派出以青海省司令员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厂，极力劝解两个造反派组织，终于使得多数人停下了争斗，回到了工作岗位。
这才只是二二一文革之乱的开始。
忙里偷闲，团聚搭窝
坐小火车回老家
在杭州疗养结束，已是10月初，父亲又获准休探亲假。于是，6号大家一起出发到上海后，父亲就和其他同事分开，没有出站，直接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看来当年哪一条线都要经过几次转车。父亲从上海出发，坐到山东德州转车奔河北衡水，在过衡水两站后的地方又下车，是一个叫前磨头的小站。从这里有开往安平县的小火车。
居然还有小火车。很感兴趣，于是查了查。原来这段铁路在历史上就叫做前安铁路（前磨头镇到安平县）。是直属河北省的地方窄轨铁路。
前安铁路61年4月开始筹建施工，历经近18年、分三期工程施工修建，一期由前磨头镇到深县，61年底通车；二期由深县到安平，63年底通车；三期为安平县至饶阳县的支线，78年开建，79年底通车。前安铁路一直到80年代末期，对衡水地区的客货运输、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后面短短几年，由于改革开放，加上公路运输的大发展，前安铁路极速衰落，到96年底就因为失去了市场而全线拆除（三期支线更早，94年就拆除了）。

前安窄轨铁路图片（网络图片）
上面是当年的前安铁路的照片。可以看出铁路和桥梁修建的很简单。受制于当时的资金和条件，工程尽可能简化，直接利用保磨（保定到前磨头）公路的西侧做路基，加上土方施工队伍本就是由深县政府组织的当地老百姓，能建成通车，还使用了30来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前磨头镇的礼堂（网络图片）
这张前磨头镇旧礼堂的照片拍摄于2012年。几年前还保留着60年代建设的礼堂挺让我吃惊的。那个年代一个镇上的礼堂能建得这么好，据说照片拍摄时礼堂里面还有残留的看上去不错的吊灯，这相当的厉害，可见前磨头这个小镇在当地还是很有点交通要道的地位的，非常有别于一般的小村镇。
父亲到家休假的时间又是一个多月。算上他当年3、4月份临时回的一趟，这是他第二次见到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哥已经两岁多了。
其实这次回家，父亲除了看望母亲和儿子，看望老人，还想再次尝试母亲调到厂里的事。再次，也就是已经有过一次尝试了，上一次是在64年探亲的时候。但是这两次都没有调成功。
母亲帮着回忆，第一次是学校不放，说一个学校只有两个老师，哪里走得了，父亲就放弃了；这一次从镇上的文卫委一直找到了县里的文教局，还是没有放，理由是文革期间，不能随意调动，父亲又没了辙。按母亲的说法，就是因为父亲不爱说话，也不会说好话，人家一否定父亲就没词儿了，不知道搬出点什么理由来力争一下。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没办法，性格的事谁也帮不上忙。
11月20号，父亲探完亲，回到了厂里。加上疗养，这一次他休息了五个月的时间。
67年底的一次核试验
回厂后，父亲继续他的核心装配工作。有一次试验任务是在他这次回厂之后不久，就是我国的第七次核试验，同样是试验氢弹的。问父亲去没去过，他没有印象。
其实这是我国所有核试验中少有的一次失败。这次试验当时没有公布，后来也很少提及，一般只能看到 “爆炸当量1.5—2.5万吨，裂变核试验，空投爆炸”的简单描述。
二二一厂还是一样派出了试验队的，只是父亲没有去金夏律。后来找到的父亲80年代末写的简历草稿里面，清楚地写着他参加的各次核试验，都是担当核心部件的主操作，而且“历次试验均告成功”想必也是他颇为自豪的一件事。
国内文献资料中目前能看到的有两处，一处是94年版《当代中国》丛书之《中国国防科技事业》，里面讲述我国的核试验时，曾提到“核试验既然是一种科学试验活动，必然蕴含着成功与失败的双重可能性。尽管中国有3次核试验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中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益仍然是相当高的”。

《当代中国》丛书，我存有其中一部，不是《中国国防科技事业》，而是解放军分卷，所以看到这个封面还是蛮亲切。
第二处是在《周恩来文化文选》之科学技术篇中。标题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和看待科学实验”，时间是67年12月25日，试验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同罗舜初、李觉、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认真总结第七次核试验经验教训时的讲话节录。
其中提到“这次试验的新原理，……这次没有成功，我还是要庆贺你们。你们敢于大胆试验，这个勇气是好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缺点是到现场去的人少了”，并且专门提出要求，“要严格保守机密，核试验基地和二二一厂的人都不要把试验的实情说出去。”
在探索的道路上，有失败是很正常的，没有失败才是反常。
据说美国很早就通过对核爆尘埃的分析，结合中国官方对此次试验的沉默等等现象，知道了此次试验是失败的，而分析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次级未点燃，这一点在周总理谈话记录中可以基本得到证实。
“……核反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起作用，不是分秒必争，而是微秒必争，很复杂，搞差一点可能就破坏了平衡。毛主席经常说，不平衡是经常的现象，平衡是暂时的现象，要创造这个严格的暂时平衡是很不容易的。”

在科学技术篇中，还收录了67年7月27日总理和聂帅分别发给二二一厂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两份电报。
“二二一厂自本月十三日武斗以来，已处于停工、停产，对国防事业极为不利。我们对此甚为不安。为了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更好地完成今年的科研生产任务，我们提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现在双方集结的队伍，应立即撤回各自驻地，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
二、为了处理和解决二二一厂两派争论和停产的问题，望按生产部门和车间、厂部两大组织各推选同等数目代表二十多人来北京进行具体商谈。
我们等待你们的回答。”
总理的电报用词，如此谦虚。
这段时间的工作不是特别紧张，父亲可以有稍多时间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首先就是准备再次尝试把母亲调进厂。
母亲进厂
68年初，我的姐姐快出生了，父亲又一次请了探亲假肠套叠，回到老家。
姐姐是大生日，正月初一的，她后来老说自己是猴头儿。
这次回家之前，父亲终于在厂里把母亲的调令拿到了手里。原来是这样，我原本还以为头两次没调成时父亲也是拿着调令找的，还想过二二一厂的调令居然这么不好使，原来不是。父亲只是去尝试，那母亲的学校和县文教局不放人倒也情有可原。
这次手拿着调令，事情办得就比较顺利，学校和文教局直接就放人了。母亲在乡村小学当老师。原本的印象是中学学习好直接留校，当的也是民办教师，不一定算正式。最近才了解得清楚了一些，她是正式老师，说起来也是一段小故事。
母亲上完高小（当年的叫法，有的小学开班到五、六年级，主要是让没有机会上中学的孩子继续念书，就是高级小学毕业），在家过了一年时间，务农，57年考上紧邻安平县的深泽县故城中学，一年之后到了大跃进的时期，中学从故城搬到了西河，名字也变成了“红专大学”，这样的名头可是真够响亮。

某红专大学学员手册（网络图片）
但在当年，红专大学可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新生事物，从城市到农村、从地方到厂矿，到处都在办红专大学，教育上的大跃进一样不落人后。
母亲当时学习成绩好，在学校的共青团支部当学习委员。
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学生们正在为大跃进贡献力量，参加农田劳动。就被招去深泽县大兴村完小（完全小学）当老师了。因为当时打右派，不少老师都被打倒了，很多学校缺老师。
大兴村就在她最早上中学的故城村北面。完全小学是1－6年级，每年级有两个班。母亲在那里干了半年多，想回到家乡安平县。当时安平归深县管，她的一个侄女在深县的文教局工作，母亲去找她，很快就调成了。看来“有人好办事”是不用分时间地点和人物的。
回到安平县，开始进的是角丘村的角南小学，角丘村算是周围几个村的中心，所以这所学校也算个大一点的学校。正好有一个老师待产，回家休假了，学校需要人，母亲在那里时间不长就转正，成了正式在编的老师。
之后又调到张傲村的小学，替另外一个待产老师上课。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正在上课，教室外边来了个老头儿站着等。下课后母亲过去问，老头儿说他是谢庄村文（化）卫（生）委的，来接她的。于是母亲直接打了行李就跟着走，调到了谢庄小学。
这所学校不是完小，是初小，只有1－4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两名老师，另一位姓崔的老师当主任，两人1/3年级或2/4年级轮流教课。后来加了个育红班（类似现在的学前班，我小时候还在姥爷家的村里读过将近一年），她们两个老师在轮到教1/3年级的时候就同时教育红班。因为两个人实在紧张，就在本村招了个代课老师，分担一些简单的教学任务。
两名正式老师，一名代课老师，学校的教学质量倒是搞得很好，学生平均成绩能到90分，于是常有其他学校，甚至县文教局的老师来观摩。
母亲经常要骑车去角南小学开会或者学习。谢庄离爷爷家所在的郭店很近，爷爷家的房子又在村头，每次骑车都要路过爷爷家房后的小路。结婚之后，家里人每次看到母亲，总是要叫着歇一会儿或者找人送到角丘。母亲不好推辞，时间长了又觉得麻烦，于是又一次调动，回到张傲小学，时间不长又去了前子文小学，总算安定了下来，一直工作到调进二二一厂的矿区二小，我的母校。
找地方安家
办好了调动手续，刚出正月，找了一家奶妈，把刚满月的姐姐托付好，父母二人就离家回厂了。大哥没找奶妈，继续在姥姥家里，由姥姥姥爷带着。
父亲这时候的住处在二分厂的宿舍楼，位于最早的8栋总厂宿舍楼北侧，隔一条马路。父亲住的是临马路的最东边一栋。马路南边是商业局和百货商店。
这之前的几年他换过好几次宿舍。在6厂工作期间住总厂宿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为陈能宽准备的双人间。其实后来父亲回忆，在此之前还在6厂的一个小车库住过一小段时间，大通铺。是从电厂搬出来，总厂宿舍还没最后建成的时候；后来十栋黄楼中的几栋刚刚竣工，他和一些同事还在最西侧的一栋黄楼住过。

照片中心是十栋黄楼的全景
接母亲进厂后，住处成了问题。
开始几天，宿舍楼里有一对进厂之后结婚，分到一间房间的夫妇回上海老家探亲了，父母两人借他家住了几天，后来就开始找自己的房子。
母亲对父亲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经常念叨的有两件。一件是生完姐姐，没坐完月子就被父亲拉到了厂里，说这是她后来体弱多病的根源。这次弄清楚时间顺序后发现她的进厂时间是姐姐出生之后过了一个月的，再问父亲，原来那时坐月子是按45天算，那个年代人们的体质偏弱吧。
不管怎么说，按母亲的说法，她从前可是好身体，胆子也大，孤身一人大雪天敢骑车走夜路，进厂后身体确实变差了，到45岁就办了病退。以至于父亲对这个问题深感内疚，两人有争执的时候，母亲一提这件事，总能让父亲无言以对。
第二件就是找房子的事儿。父亲压根儿就没跟组织提过分房子的要求。这好像是有点儿过了。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觉得当时厂里住房条件都挺紧张的，所以干脆就不说，就这么一句话。
母亲说她到小学上班后问过学校房子的事儿，学校说双职工要以男方为主，当然应该父亲去申请，但父亲就是不提。如何大公无私谈来上，这种事儿真的是父亲性格里的一大弱项。
家总是要安的，不申请房子，那就自己找吧。在副食商店的东边，有一片平房是属于商业局的，从我小时候，我的发小同学们有的家就在那片平房里。
我的家不是在那儿找到的，不属一个单位，没可能。
在这片平房的北面，有一栋大长条的平房，中间一通到底的大过道，两侧是一个个房间，这栋房子我们小时候就叫它走廊。
我的家也不是在那儿找到的，不过近了。
走廊的东面，原来有个酱油加工厂。再到它的东面，有那么一间小破旧平房，父亲找到它后，就想把它修好安家。可是修到有点模样之后，发现不行，不能住，漏水。
这窝儿还得接着找。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商业局宿舍区和走廊西侧，副食商店北面的电厂宿舍区东侧，两片平房之间，有一个独立的废旧车库。有谱儿了，父亲准备把这儿当家了。
车库是两大间，还有一间小房子搭在车库西边，都废弃了。因为车库除了两个大空洞没有别的东西，但是看上去质量应该不错，连房顶都是预制板搭的（父亲的原话）。只是房顶上都有洞，东侧的一间有两个洞，西侧的一间只有一个洞。
显然西侧的这间条件好一些，父亲就选了这间。到了3月底，父亲不知从哪儿捡到了一扇门和一扇大窗户，又不知从哪儿攒了一些砖头，基本条件具备，于是赶在车间活儿不紧的时候，把同组的那些个叔叔都叫上，准备搭窝儿。
许王陈李，还有其他几位叔叔，一起过来帮忙，大家一干就是五六天的时间。车库前后比较长，用不了，于是在里侧靠后一些的位置垒了一堵墙，把房分成前后，又在中间纵向垒一堵墙，中间开个门洞，分出里外屋。两堵墙都是修的双层火墙，但两堵墙之间的火墙洞并没有打通，在门洞的南侧搭了个煤炉子，以备冬天烧里外屋之间的火墙用。
安上门安上窗，修好房顶的洞，房子里面通上电，装上照明用电灯泡、做饭用的电炉，一个窝儿基本上搭成了。这房子比在楼房里面分一间屋要大不少，除了冬天比楼房里冷不少，其它没什么毛病。
父母搬了进来。
水是没有的，那时候包括电厂平房都还没有把自来水通到家里，只是宿舍区有几个公用的水龙头，父亲每天要去那边的公用龙头那儿挑水。记不清是哪年，在我到厂里上小学之前，终于把水龙头通到了房子里面。
这里从现在开始就是我家，一直到80年，我上五年级。我家一共在这儿住了12年。
后来上面给这栋房子分配了门牌号，父母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了，问姐姐，她也记不清了，发动了原来的老邻居，大家一起想，终于把它找了回来：福利街5号。加上邻居们，是3、4、5、6号。福利街，实际上是没有的，只有一条从副食商店斜通过来，人们踩出来的小土道，过了我家这一小片房子，通向东北方向的一片平房。
还真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房子后面垒墙隔开的那间小屋，确切地说也是两间，中间纵向也有一堵墙，在背面开了门，让给了别人住，那一家是谁父亲也没印象了，而且住的时间不长，4~5年的功夫，到我们几个孩子陆续来到，那一家就已经搬走。
于是堵上后门儿，从里面的那堵墙开门儿，那两间后屋又成了我家的，两间住人，两间放杂物，两室两厅的格局，条件真的比住桶子楼要好一些，除了冬天冷。
东侧的那间车库和旁边的废弃小平房，后来也都住了人家。小平房开始住的就是父亲太原技校的老同学，高叔王姨一家，但他们也没住多久就搬了，后来搬来了另一家，两个孩子比我还小，叔叔姓王；东侧的车库也来了一家，叔叔姓赵；再后来有人在这小片房子的东北角又修起两间小房子，又是一家，姓魏，他们三家是我小时候最早的邻居。
小时候只有过年到照相馆去照张全家福，搬楼房后，到了高中有了相机，也没有想起去老房子照上一张，现在想来，有点遗憾。
68年核试验前后事
兰字八三九部队
从68年的元旦开始，二二一厂更名了，改称兰字八三九部队。
其实在此之前，二二一厂也有过几个名字。初建时称为二二一基地，为了保密，对外称“国营综合机械厂”。
到了63年初，二机部九局、九所（除理论部外）陆续迁至二二一基地；64年2月二机部撤销九局，局、所、厂合并成立九院（第九研究设计院），下设二二一分院。到65年9月，分院才改为二二一厂。
改称部队，是因为这一年的1月1日，国防科委接管九院，改称“总字八一九部队”，二二一厂也随之对应地改称兰字八三九部队，并将内部机构按部队编制改为司、政、后机关。同时，在二二一厂成立了九院临时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全面二二一厂、留京机构的工作，并负责九0二（绵阳）基地的建设。

刻有总字八一九部队字样的主席像章（网络图片）
在网络上找到了总字八一九部队的蛛丝马迹。是图片上这样的主席像章。想起来自己儿时还有佩戴像章、手捧红宝书的照片。那时候家里的抽屉里很多主席像章，有金属的，还有有机玻璃制成的条状胸牌，上面刻有凹版的主席头像和一排文字，不知有没有印着兰字八三九部队字样的。
问了一下父亲，他说没有带有这种字样的，问他对抽屉里那些有机玻璃胸牌有没有印象？他说有印象，那些是他自己做的。上面的凹版的主席头像是有一个金属模子，加热后直接压上去就成。问他是不是单位统一要求做的，他说不是，只是自己想做。
在改用部队番号之前将近一年，67年初厂里就已经实行军事管制了。由于当年1月的夺权风暴，2月聂帅派专机把九院二二一厂参加氢弹空爆试验科研生产会议的成员直接接到北京继续开会，并宣布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二二一厂实行军管。
这时的军管还只是中央派驻总厂的工作组由军人组成。真正各个大小单位都由军队派的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说了算，是在“二赵”期间。
除了军管，造反派组织也没有歇着，67年7、8月份的武斗虽然武斗被中央派的工作组劝止，但周总理当时也对“革命群众”做了妥协，7月27日的电报指示中，同意了两派造反派各选十人到北京进行协商。
这二十人除了进京协商，还在11月14日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68年的同一天，为纪念这一光荣的日子，两派合一派，成立了“11.14”联合总部。继续他们闹革命的征程。
从68年后期开始，厂里开始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学习班”。除了厂区之外，在多巴和西宁市杨家庄家属区都办过。这些学习班实际上就是批斗人的所在。不分干部和老百姓、不分科学家和工人，只要被发现有各种被造反派定义的“问题”，总要被放进学习班批斗上一段日子。除了政治学习和挨批斗，早请示晚汇报、晒思想、跳忠字舞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科目。
这些与后来的“二赵”比起来，还只是小儿科，但已经把人折腾得够呛。要批斗就要有批斗对象。要抓批斗对象就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同事朋友，乃至夫妻家人，人人都要防着被揭发。
人心不古，自文革始，至此犹甚。
这种日子已经把人压得喘不过气，还要如何才算厉害？
核试验准备
郭永怀走好
好在二二一在这样“抓革命”日子里，“促生产”的那根弦还没有断。67年底的核试验以失败告终，秘而不宣，但科学家们和工人们还在为实现这枚新原理核弹的成功而努力着。
这次的试验公开名称叫做“第一次使用钚的热核试验”，实际上当然是上一年试验的延续，应该叫做“第一次使用钚的成功热核试验”。周总理所说的“使用新原理”指的自然就是使用钚这种新型材料，还有由于使用新材料而需要攻克的新原理、新构造、新工艺。
这种新材料是钚的20几种同位素之中的钚—239。它的半衰期为24110年。含铀矿物中可以找到极少量的天然钚—239，但主要靠人工提炼合成。它的某些核物理性能比铀—235好，所以是核武器重要的核装料。由于钚裂变速度快，临界密度小，要用三米厚的水泥墙才能挡住核辐射。钚弹的威力要比铀弹大得多。含钚材料的氢弹更是威力倍增。
钚—239分离出来后，还需要纯化，去除微量杂质，才能作为核武器的装料。生产堆的乏燃料经后处理，铀与钚进行分离后，铀—235还有一定的含量，经过纯化工序后，再经转换，为扩散厂提供原料。我国于60年代中期，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独立开发了萃取法工艺流程，并建成了成套的核材料厂。
这里提到的我国核材料厂，就是现在的中核404厂。二二一厂对外叫做青海矿区，404厂的对外名称和二二一厂好有一比，叫做甘肃矿区。它位于嘉峪关以西约100公里的地方，人数最多的时候比二二一厂要大一倍，职工家属全算下来有5万人。
404厂，父亲去过几次，从第一发原子弹装配之前就去过，都是去做与核材料有关的试验。核弹的生产装配细节父亲还需要仔细回忆，但自然少不了102车间，父亲一如既往，担任他的核心组主操作。
科学家们的压力更是可想而知。尤其有67年的试验失败在前，这次一定要确保成功的。在文革浪潮汹涌的年代，能潜心下来搞科研、搞生产的，都不是一般人。
快到试验的日子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我国核事业失去了一位顶尖科学家，他就是郭永怀。

郭永怀（1909.04.04—1968.12.05），山东荣成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看看他的毕业院校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加州理工；做过10年的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联合主持人（三位之一）。
56年回到祖国后，先后担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所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科大化学物理系主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等。
他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力学人才，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国庆前夕，23位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他是其中唯一的一位烈士。两弹一星三个领域他均占有重要地位。
他就是一位天才。
意外发生在68年12月5日，离核试验已经很近了。
这一次，他已经在二二一奋战了两个多月。4日，他发现了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赶到兰州搭乘了夜班飞机。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降到距地面约400米时，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爆炸起火。
恕我无语，只能用伟大来形容。
周总理得知消息后，失声痛哭；
钱学森得知消息后，恸哭不已。

他很瘦，常年在北京和二二一之间往返，身体很虚弱，50多岁时已满头白发。据说同事们知道他要连夜飞北京，劝他第二天再走，他只是笑了笑说，晚上好，睡一觉就到了……
64年，毛主席有一次接见科学家，许多人都激动地上前和主席握手，郭永怀只是站在原地憨厚地笑着……
父亲在试验基地经常会遇到这些科学家，在厂里见到的机会并不多。他记得唯一的一次见到他们人比较全的机会是在64年正式装配第一颗原子弹，代号叫做“596弹”的。
在七厂的一个大厅里，和一位姓王的同事一起装配含有核材料内核部件。那对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这些科学家、张爱萍将军、李觉将军等等都到场了，距离中心工作区4~5米的距离围成一圈看着父亲他们两人装配。
父亲开始还有些紧张，手有一点点抖，不知道围着看的人们注意到没有，但干了一小会儿之后手就不抖了。顺利完成之后，大家都很高兴，有人带头鼓起掌来。
核试验有关的线索
父亲对参加12月27日这次核试验的记忆已经不多。只记得乘专列前往马兰，弹体在运输途中和第一次氢弹试验时一样，也已经不用拆分得很细，所以抵达马兰的时间也不用提前太多。到那里之后只需要再做一遍细致的复检就可以了。
1968年12月27日，我国第二次氢弹试验，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成功进行，首次采用含钚弹芯，轰五甲94号机（李文辉机组）空投，爆炸当量300万吨。这一次的新原理含钚氢弹试验成功，可以找到的资料也不多，不过报纸杂志上还是有过报道。

文汇报68年12月29日的报道

人民画报69年第一期增刊
全国各地的报纸在12月29日这一天使用统一的文字发出喜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工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一切有关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
虽然有中央文革列在国务院之前，但这还是正常的贺电格式，而后面一段就太具时代色彩了，不妨记录在此，也算是一种特殊的回忆：
“中国这次新的氢弹试验成功，又一次打击了美帝、苏修的核威胁、核讹诈政策。对于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对于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大的鼓舞和支持。”
3年之后（1972），美帝的总统尼克松到访中国，毛主席与之会见，周总理与之会谈，中国和美帝实现关系正常化；
5年后（1974）因南越伪军占我西沙、伤我渔民、赶我船只，我军被迫自卫反击，一小时之内结束战斗，击沉敌护卫航一艘、伤三艘；第二天陆军夺回被占岛屿，从此西沙被我控制；
10年后（1979）社会主义中国与美帝正式建交，标志着中国和美帝进入了一段蜜月期；
同一年因为英勇的越南人民欺人太甚，中国又一次被迫自卫反击，一下子占领了英勇的越南人民的20几个城市，又在一个月后主动撤兵；
又过了12年（1991）苏修解体；
又一个10年后（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中俄成了战略伙伴关系；
再过10年到了现在，美帝又开始震惊于中国的快速壮大，而下决心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
再过一个10年20年，又会是什么样？美帝围堵成功不成功？中国突围见效不见效？普京大帝的强国梦会做到什么程度？欧盟是团结得更紧还是分离得更散？日本的正常国家之路又会走到几何？
27年前，崔健唱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时候，我们这帮核二代发小还是一群想把什么都搞明白的懵懂少年；再过20几年，我们也将垂垂老矣，再看这个世界，又会是怎样一个纷乱？
风水轮流转，我自如泰山。
有国才有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所有这些小老百姓最坚实的倚靠。只有国家不断地强盛，我们才会有踏实而又再自然不过的正常生活。
中国一次次成功的核试验，一次次震惊世界，也一次次给我们的脚下垫上一块稳稳当当的泰山之石。我们的父辈拼尽全力为我们争取来的，不就是我们现在基础稳固的安稳踏实吗？
69年—黑云压城下的首次地下核试
备战备荒为人民
时间进入69年，我的大部分同届发小出生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在9月份相隔仅仅6天内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一次地下核试验和又一次氢弹试验。9月23日2万吨当量的地下核试，29日300万吨当量的氢弹空投试验。
父亲去参加了地下核试验。今年开始让他讲述从前经历的时候，他一直认为这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核试。另外还参加的一次空投试验，他记得是在此之前，但对起时间线来实在是对不上，我从搜集的各种资料里给父亲提供线索，和父亲一起反复对照，终于可以确定那次空投试验是在首次地下核试之后。所以先说这一次，其它的先让父亲接着回忆吧。
这一次地下核试验又是我国核试历史上的重头戏，就是因为它是首次将核试验转入地下。地面的核试验后来并没有停止，因为大当量核弹的原理和技术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原子弹的武器化和氢弹技术突破工作更为紧迫，使得我国从6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筹备、早就在议事日程之上的地下核试时间推迟了不少。
但转入地下又是核武器试验的必经之路，同时标志着我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全面掌握核武器地下爆炸毁伤能力和其它相关数据的时候。地下核试验的准备，不仅施工量很大，而且技术更复杂，牵扯到更多的学科。
69年的二二一，已经不能用风雨飘摇来形容，而是即将进入一个暗黑时代。因为这一年，更大的爆炸性政治运动在文革的大舞台上不断地酝酿发酵，终于因为三个意外事件，在这一年的年底开始引爆了二二一。这一场运动，被称为“二赵”运动。
而那三次意外事件，主要是因为二二一执行备战备荒战略的相关工作引起的。
最重要的起因是6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战役。

我们的发小里有一帮爱好集邮的，当年每个人的邮品里，不论新旧，不管新票盖销票，大多会有这样一张纪念珍宝岛战役的邮票。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69年3月2日至17日，发生在珍宝岛上中苏边防军之间的三次小规模战斗，以苏军的一辆最新型T－62坦克被中方拖到了军事博物馆作为苏联入侵的铁证而告终。
苏联方面震惊于此战的结果，从此开始重新认识和对待中国的政治决心和军事力量，在这一年后面的时间里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100万。
中国方面则更专注于此战的预后。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于是开始了全国范围内规模巨大的战备工作。
发生在中国20年国庆前夕的地下核试和氢弹试验，地下试验主要目的是为己——掌握新技术，突破新能力，而9月29日的氢弹则更多的是对苏——一种不需明言的威慑。
据坊间传闻，这次氢弹爆炸确实很有应对苏联威胁的意味。
一是因为珍宝岛战役后，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以至于有传言说苏联可能会在中国国庆期间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中国不得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应对；
二是因为苏联准备向阿尔巴尼亚动武，而当时阿尔巴尼亚得到中国的坚定支持，这种坚定达到了中国宁可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举全国之力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阶级兄弟的程度。从54年到78年，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平均给到每个人头上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
中国对苏联此举非常不满，所以需要震慑一下。
而后来，苏联确实也没有对阿动武。
试验成功消息的公布日期和形式和以往相比也确实大有不同。国庆之前没有公布，直到10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主流报纸才公布了这一消息。

解放军报1969年10月5日相关报道（网络图片）
而且，此篇报道没有和从前一样，大张旗鼓地在头版头条用大红字体，而是放在了第二版，普通的白纸黑字。只有一些小地方的报纸才把它放在了头版头条。个中缘由颇为耐人寻味。
三次意外事件
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九院和二二一厂是战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国防科委发出指示：“二二一厂过去是根据苏联专家意见建于青海草原，集中暴露，从战略观点考虑，在三线地区应有第二手准备。”

随后，九院也准备抢在苏联发动战争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向四川绵阳的九0二基地和河南驻马店的五七干校转移，并发出通知分三批完成转移工作。
九0二和后来的九0三，作为九院的三线基地，从此开始加快发展，到74年院厂分离，九院整体迁到绵阳，到二二一厂撤厂后它成了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并于90年更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一角（网络图片）
五七干校在文革中也是遍地开花。位于驻马店的这一所，前身是豫南监狱，始建于53年，后更名为河南省五三农场。到66年，农场已有相当规模。地跨确山和正阳两县。
根据毛主席于66年5月7日的“五七指示”，全国各地开始建五七干校。到69年初，五三农场被总参接管，成为直属总参的五七干校，原地的大量干警家属都被遣散。总参被下放的干部家属入驻。72年初，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发文件恢复全国的劳改机关，五三农场又恢复建制。
75年8月驻马店地区遭遇特大洪水，包括两座大型水库在内的数十座水库漫顶垮坝，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破坏，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亡，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
不知道这所五七干校还有接收二二一厂三线人员物资的一段历史。也不知具体迁去了多少人和多少物，只知道九院的通知中有它。经过75年的特大洪水，因为正阳县地势较低，连地形地物的变化都相当大，建筑设施更是全部被毁，确山县只是地势相对高一点，受灾也相当严重。即使二二一有一些物资搬迁到此，应该也尽数被毁，不复存在了温柔妻主。
实际上主要的人员和物资都是迁到九0二。
经过一段时间的搬迁准备，从11月上旬开始，二二一厂第一批1100多名职工，130多台运输车辆，开始向九0二搬迁。
三个意外事件就相继发生在搬迁过程中，11月4日之后的半个月时间之内。意外接踵而来。电厂1号电缆线短路爆炸，二分厂229工号炸药加工过程中爆炸，5人牺牲，七厂核心资料“丢失”。
当时的文革运动正处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节骨眼上。尽管周总理发出措词为“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查清问题，……年内完成清队和破案工作”的尽可能中性的指示，国防科委也要求 “以青海二二一厂为重点，实行分割解决”，力求不将事件扩大化。但随后入厂的“二赵”，显然执行的是另一套政策，二二一厂也因此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两年。
首次地下核试验
后来的事后面再说。
先于“二赵”运动来到的时间点是我国的首次地下核试验。
时间是在69年的9月23日。
罗布泊核试验场分为3个分区。马兰位于核试验场的西北方向，主要是指挥所和技术人员居住区；中央分区在马兰和东南分区之间，是地下核试验场，细分为3个地下核试验区，这里是竖井试验区，但真正开始进行竖井核试验要到78年。

图中这个大铁塔是修建中央分区的竖井时搭的，这第一口竖井到75年才建成。
东南分区在大山中，首次地下核试验就在此进行，此地被叫做南山，而试验方式是平洞。
所谓的平洞试验，就是在山中挖出一条水平方向的坑道，在隧道深处安放核弹进行试验。首先通过平洞核试验积累经验，获得数据，再进行竖井地下核试验，是每个国家进行地下核试的必然选择。
父亲他们的试验队抵达马兰之后，平洞施工和基础设施准备已经完成。他们被要求先进入了坑道熟悉环境、摸清情况。
坑道沿着与洞外地面水平的高度从洞口向内延伸，地上专门铺设了运送核弹的铁轨，墙上挂着各种电缆。
下面这张视频截图不够清晰，但大体能说明问题。

进洞之后，开始是走直线，经过两道防护门后，坑道开始向左弧形转弯，一直往里走，像是反向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最里面，问号的起笔之处就是爆心。
走出坑道后进行常规的辐射检测，却是人人超标，仪器检测全身上下、包括口罩的外面都是嘎嘎响。
大家都很奇怪，核弹还没有进去哪里来的辐射？到第二天技术人员才分析出结果，应该是洞里有天然放射性物质，而且已经存在了上百万年，经过不断的衰变已经变成了气体，人们进洞后，身上会到处沾染上放射性物质，出了洞口风一吹，大部分就吹散掉了。
装配工作很快开始。父亲对装配工号还有些印象，它是一座独立的房子，修在马兰东北方向的山里面。里面安装了一台供装配使用的小型手套箱。

手套箱示意图
装配所需时间并不长，主要是复检，装配完成的时间比爆炸时间提前了十几天，因为把弹运入洞中，连接好各种线路之后，提前一周时间就由工程部队完成了回填，把整个洞从里到外封死了。
这一次的起爆时间定在午夜。9月23日0:15分，当量2万吨的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起爆，平洞所在位置的山坡在一瞬间变得酥软、坍塌。尘土飞扬起来，试验圆满成功。记录片里把这次试验称为“地火之光”，实际上这光完全被山体盖住，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视频截图中的中间部分就是正在坍塌的山体，山体下半部分的尘雾已经升起。因为是夜半时分，所以不是特别清晰。
试验成功后，所有参试人员撤至马兰基地进行总结。一直到过完十一，二二一试验队才返厂。
父亲参加的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地下核试验，就此结束。参试人员胜利的喜悦无法维持多久，因为回厂后马上就会迎来那个令人窒息的运动。
就像厂里67年的武斗闹得厉害的时候，父亲幸运地被安排去了杭州疗养，回厂后在“二赵”运动的开始阶段，父亲又一次幸运地躲过去了。这次是因为父母的小儿子，就是我，快要出生了，母亲身体不好，所以一起请了探亲假回了老家。一次两个月的探亲假。母亲的假期更长一些，她一个人先走，经过保定再回家。父亲后来才赶回去。
我出生后，待遇和姐姐一样。满月后，父母也把我送到一个奶妈家寄养。但此奶妈非彼奶妈，姐姐在奶妈家待得时间长，她长大后对奶妈一家人的印象也不错，我在奶妈家待的时间却很短。因为这个奶妈找得不太理想。
她自己还有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刘进荣所以我在她眼里是次要的。后来我听说，姥姥和大姨每次去看我，都是看到一个饿得精瘦，趴在炕上哭哭啼啼的小屁孩儿，所以不到一年，姥姥和大姨就把我接回家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只残存着我大一点后，姥爷骑车带着我，买了点心去看望奶妈的印象，这位奶妈什么模样我是一点也没记住。
在这一次探亲假结束时，父母把我的大哥接到了厂里，时间已经是70年初。
未完待续！
严正声明
梁子，寓意国家栋梁之子。《梁子故事》指以核文化为根基，以故乡情为主题，以投稿和采访相结合，向国内外读者特别是有着221情结的人们，描述和提供当年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中的亲身经历和感想。本着画最大的同心圆，取最大的公约数，以此慰籍221人的精神世界。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在编辑们的辛勤工作下，《梁子故事》的知名度及在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凝聚着广大作者的辛勤耕耘和美好心愿。弘扬221精神，挖掘它的内涵，是为了后人能不忘初心，自强不息，继续前进。也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十三届人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中国人民的四个伟大精神。
近期有部分媒体和个人以盈利为目的，未经授权擅自转载《梁子故事》中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和图片。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该行为属侵权行为。望侵权人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否则，《梁子故事》将通过法律途径，确保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梁子故事》法律顾问：青海徐晓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寻丙沂。
2018年4月8日
梁子故事
长按二维码关注

《梁子故事》微信号：hcjy0011
投稿邮箱：453996447@qq.com
梁子手机：159 5607 0335
本期编辑：徐金环
中国
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公益平台
回忆二二一 ? 相聚金银滩
微信一群
微信二群
微信三群
这里有故乡的声音
这里有故乡的味道
这里有故乡的温暖
欢迎添加群管理员微信号入群
群管理员：Z1958925
群管理员：LYF8246
群管理员：xhmg13897305579
本群青海省西海镇原子城接待处
西海镇刚察路26号楼1单元102室
联系人：张寿林先生
联系号码：138 9730 5579

全文详见：https://p66p.cn/33907.html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