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恐艾”-圆人舍给各位推荐The Sleep Design的后摇作品：）确实，我也是一个“恐艾”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对“性”如此开放的人，仍然会恐惧艾滋病

我与“恐艾”-圆人舍
给各位推荐The Sleep Design的后摇作品：）

确实，我也是一个“恐艾”的人。
很难想象一个对“性”如此开放的人，仍然会恐惧艾滋病。女性主义学者Gayle Rubin讲“在性这个议题上，常是魔鬼学的成分大于性社会学的成分。”社会学的任务是“祛魅”，祛除附着于万事万物之上的魔法老山狙击手，破坏日常可见之物的不言自明性，因此社会学常常能给我新的洞见。“恐艾”这种征状仅仅是个体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吗？当承认自己“恐艾”的时候我该如何面对它？最终，又如何与之磨合、抗争？
我依然清晰记得那个遥远的傍晚，我第一次射出混浊液体时的震惊与恐慌，没有人告诉我那是什么，我也无法告诉任何人那时发生了什么。“你们真无辜，上一代人什么知识也没有留给你们，你们要自己去找答案。”我很明白大奔说的这番话，他是我在云南做同志移民研究时认识的伙伴。当然我后来也没有去找答案，而是默默惦记着那刻惊惶之余的兴奋与快乐。
两个月后我进入初中，又照着上次的做法射出了白液。初二某节政治课，S老师神神秘秘打开《性健康知识》的PPT，我们在台下悉悉索索。S瞪了我们一眼：“你们又兴奋哉，我就是做做样子，如果有老师来听课，那我就讲PPT。”可惜45分钟都没有任何老师出现，那天是我前十八年生命中距离“性健康知识”最近的一次，只有不到五米。
再后来，我常常打飞机。在那个年代，百度百科输入“打飞机”还是“手淫”，“淫”意味着“乱”、“脏”，大致内容是手淫导致精神萎靡、四肢萎缩、眼窝深陷、早年去世等等。好在我还健健康康地活到了二十一岁，有力反驳了当时的百度百科。不过，那时的我深以为然。我会刻意控制自己打飞机的频率，从一周一次到一月一次；我会在日历上画符号，今日未撸就打个勾；我会上“戒撸吧”，找手淫的危害和治疗手淫的方法；我会扇自己耳光，泪流满面地大喊：“再撸一次就不是人！”可惜太木人道，失败了。不过，感谢，我失败了邪能球茎。
无知，伴随着我的性发育。我并没有出生在一个拥有足够多文化资本的家庭，我不能像今日的很多孩子小小年纪就上“知网”和“谷歌学术”查找性科学知识，我所能接触到的信息是遭到阉割的、残缺的、扭曲的、丑陋的。性彷佛是个禁忌，没有人告诉我，打飞机是正常的、普遍的、有益身心健康的，也没有人告诉我，想打飞机但压抑自己才是不正常的、奇怪的、损害身心健康的。
中学六年，我也从未想过艾滋病与我的关系，那只是一件停留在神话故事里的事情。或许在走廊拐角处，艾滋病蹲在那里喃喃自语：“性、性、性。”在大众媒体的塑造中，拥有道德原罪的性似乎直接等于艾滋病，但我从未知道“性=艾滋病”只是一种文化想象而非本质如此锁阳茶 。
我高中时去一位（本以为是直男的）学长家做客，我趁他上厕所时趴到他床上闻男生的气息，谁知他回房后把我扑倒想要上我（这才意识到他也是圈内人），我惊慌失措下推开了他。但我并没有任何不快，我只是没有准备好，并且那一刻艾滋病从我脑际飘过。换作今天，我会非常乐意和他做爱。
艾滋病病毒（HIV）的三大传播前提：（1）存在有活力的HIV（意味着HIV不可能暴露在空气中或附着于物体表面）；（2）达到一定的量；（3）进入人体的循环系统（体液的交换，精液、血液、阴道分泌物和乳汁可以含有大量HIV病毒）。HIV传播的三大途径：（1）血液（吸毒时共用针具、非安全用血、非法器官买卖）；（2）母婴传播（可以利用现有技术实现阻断）；（3）无保护性交（前提是发生了体液交换）
上大学不到一个月王柔柔，我开始使用软件。那时候我是个小白，没有任何经验，在性方面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在性互动中也没有任何议价权。我约到的第一个人是隔壁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占有欲和认同混乱让我惶恐，我们没有玩10，草草互撸完我就逃离了他的宿舍。
我约到的第二个人是某大学的本科生，他做插入方，尚未进入我就打断了他，那时候我太害怕艾滋病了，即便我们戴好了安全套。结束后的一天，他发给我最后一句消息：“我感冒了，肯定是你传染我艾滋病了。”我深深不安，如果我真的有艾滋病怎么办？我传染给他，会不会被判刑？关于这些可笑而愚蠢的问题，当时确实没有人告诉我答案，我无法告诉任何人我的恐惧。
艾滋病有窗口期巫门传人，人体感染HIV后直到能检测到HIV抗体最长可达3个月。在7-8周内，艾滋病感染者会经历急性感染期，2周后可自愈；8-10年内，艾滋病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直至进入艾滋病临床期。但现有医疗条件已将艾滋病致死率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即便有死亡人数也是历史堆积造成蓝琼璎，正常定期用药将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星象仪罗马音。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艾滋病时代，将艾滋病视为一种慢性谭志玲病，在艾滋干预中强调“U=U”，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当感染者血液持续检测不到病毒载量时，鸡尾酒疗法治疗下的艾滋病性传播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大一有门《社会学概论》，在学长和老师的鼓励下，我定下期末论文题目《大学生男同性安全意识的建构》。既然我什么都不懂，那不如去和身边有经验的朋友做些访谈。社会学家Wright Mills说：“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个人的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但也深嵌于他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之中，困扰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制度安排中的危机。
在与其他朋友的交流中，我发现“恐艾”并不特殊，是普遍的、共享的，B曾紧张地告诉我：“（发生过口射后）我就真的特恐慌，然后一周整个人都疯着，脑子里时不时就会想我要是中招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跳楼，因为我内心很害怕这一点……我感觉要是我真的中了艾滋病，我就觉得无形当中被判了刑。”
实际上，我想对那位朋友说：“真的很抱歉！当时我自己也处在困惑和迷茫中，我没有更好地陪你度过那段恐艾的岁月。”按照公共卫生的标准，鞠兴浩这些朋友的性行为都是“安全的”，但我的研究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接触到了大量恐吓式防艾教育，瓦妮莎科比包括过时的影像资料、糟糕的公卫讲座和零碎的网络讯息，使他们陷入漫长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之中。正如我最近的研究《变革中的艾滋干预——从研究范式到实践策略》，中国艾滋干预三十载，恐吓并没有阻止无套性行为，只让大家堕入了更严重的艾滋污名和性污名。即便是公共卫生学者也已承认，这么多年的恐吓式教育是无效的，甚至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果——恐艾忌性。
大一做完课程论文的期末分享，我也相当于是对同学们出柜了。事实上，大家对我的性/别身份并不感兴趣，我感谢你们的“冷漠”，让我在这个小小的学院舒畅自如。即便如此，内心的恐艾并没有得到解决。再后来我决定走Michael Burawoy意义上的“公共社会学”取向，透过学术研究、日常体验与公共行动的三位一体，我能够理性地说服自己恐艾是一种多么荒谬的情绪感知，但我又岂能那么容易地剥离之！毕竟，恐艾忌性的社会结构对我们肉身的铭刻（embodiment）是多么深远、严重。
直至今日，恐艾情绪偶尔还会萦绕在我的性生活中——当别人蹭蹭不进去的时候一诺风华百里，我也会隐隐担心，或者用手挡开（请各位不要笑我）。与恐艾抗争，首先是系统性地接受“全面性教育”，获得充分工具保护自己、追求性快乐（包括怎么戴安全套、怎么挑选润滑油、什么是PrEP和PEP、如何灌肠、什么是BDSM等等）。
HIV暴露前预防投药（亦作PrEP，Pre-exposure prophylaxis），是未感染HIV/艾滋病的人群利用处方药物对感染进行预防的手段，原理是抑制HIV在人体内的复制。暴露后紧急阻断药 （亦作PEP，Post-exposure prophylaxis），是指在暴露于HIV后在72小时内进行阻断治疗。PEP可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获取。
在此基础上，是实践“性”。正如自我介绍里写道，“我正在希望的田野上裸奔，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探索性欲并尝试突破身体的边界”至尊囚徒。裸奔意味着祛除性的魔鬼学成分，正视自己的欲望，情感的、身体的、性的，公开的、隐藏的、模糊的，关于支配与羞辱的、球服球袜的、群交的……实践这些“一丝不挂”的欲望出位江湖 ，在情境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性安全知识，在情境中追求性的最大快乐。
最后我想告诉那个为打飞机所困扰的孩子：性和吃饭、祷告一样稀松平常，它是关于身体的，是关于欲望的，是关于爱的。它让我们进入黑夜，进入模糊，进入自由。

他是重度吸猫患者，天文学爱好者。他在希望的田野上裸奔，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探索性欲并尝试突破身体的边界越南东涛鸡。他本名应该是“KIN”，但他的笔名是“McFKIN”，里面有些永远被他珍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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