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排名元帅第七，周恩来一句话将其除名-经济文摘一、元帅军衔授予标准之一：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粟裕排名元帅第七，周恩来一句话将其除名-经济文摘

一、元帅军衔授予标准之一：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黄炎培说：“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
1955年9月27日下午2点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授予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命令，其中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10名解放军高级将领为大将军衔。接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的将官。同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名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随后，国家主席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等在京的7人（林彪、刘伯承因病疗养，叶剑英因在大连准备军事演习均未出席）。与此同时，10位元帅与10位大将均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对革命战争建立的卓越功勋。
建国后的此次授衔授勋，既是当时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也可说是对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将士们一次全面的“英雄排座次”。正如李世民在天下一统后，将杜如晦、魏征、房玄龄、李靖、李勣、秦叔宝、侯君集等24位开国功臣绘图形于凌烟阁一样，对人民解放军诸位将领而言，授衔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其中，元帅与大将因为“双十”的限制设立，更是成为数百万指战员中耀眼夺目的佼佼者。
元帅在汉语词典中有两种意义：一指军队中的主将、统帅；二是军衔，指高于将官的军官。从第一种意义说，粟裕作为负责一个方面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实际军事主官，统率众多骁勇战将，兵员最多时达到82.5万余人，是除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之外直接指挥兵员作战最多的高级将领。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指出，军委“把他（粟裕）放在了华东战区主将的位置上”。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高锐也认为：“他（粟裕）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中了不起的一位将领、一位统帅。”粟裕既为华东战区主将、统帅，显然可以称为元帅。但从第二种意义来说，粟裕的军衔为大将，尽管是第一大将，居1955年授衔的1603名将军之首，但毕竟不是元帅，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与元帅享有的广泛知名度显然尚有一些距离。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97年7月还专门出版了《人民日报版面备要》，在逝世新闻的版面安排上，对元帅、大将和其他军职干部逝世新闻的安排就有区别。
粟裕本人以其一贯的谦逊，对授衔大将是平静处之的。他曾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然而，谋无遗策、战功赫赫的华东战区主将粟裕未授衔元帅，还是引起当时及后来许多人的由衷感慨，成为关注与议论的焦点。
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参加元帅授衔典礼后对人说，粟裕总参谋长过去打过多次大胜仗，是可以当元帅的。表示了他对粟裕军事才能和功绩的深深钦佩。《人物》杂志一篇回忆黄炎培先生的文章也提到，黄炎培听说元帅名单中没有粟裕，特意找到毛泽东，力陈粟裕常打胜仗，在华东很有名，应该授元帅衔。粟裕的秘书鞠开也回忆，曾看到党外高层民主人士在一份材料中有“粟裕应该评元帅”的话。可见，当时的党外高层民主人士因为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反而能说一些客观之语。
1958年5月28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粟裕受到大会主持者的错误批判，被强行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会后被撤销总参谋长一职，从此蒙冤36年。后来有人为此感慨地说：“如果粟裕当时是元帅军衔，好像会又有一番光景。”这个个人观点显然也有一定的市场。
人民日报社记者金凤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曾经分别采访过同住一座平房的刘伯承与粟裕。随后，写了《四战之地、四战之军》一文称颂刘伯承；写了《常胜将军粟裕》称颂粟裕。并记载了刘伯承“粟裕同志智深勇沉，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的赞语。多年以后，她在《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一文中说：“论年龄和资历，彭总（彭德怀）自然领先。但论战功和军事才能，全军公认粟裕高出一筹。但粟裕只授大将军衔，彭总授元帅军衔”，表达了自己对粟裕未能授衔元帅的遗憾。
《开国将帅轶事》一书说：“粟裕将军身经百战，曾组织指挥了‘七战七捷’、鲁南、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1955年评军衔，粟裕将军战功赫赫而未能评上元帅，实为憾事。”
《粟裕大将》一书在叙述粟裕1948年5月谦让陈毅，自己只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时也说：“谈起这段历史，人们在称赞粟裕高风亮节的同时，也深深为这位战功卓著的军事家、战略家惋惜：粟裕让出的不仅是当时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也让掉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共和国元帅军衔玛丽莲玉凤。”在叙述粟裕原本为侗族，本人却一直不知道时，又指出：“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不无感慨地说：如果粟裕早知道自己是侗族，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时候，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会出现一位侗族元帅。”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于1955年2月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其中第二章第9条规定了元帅军衔的授予标准：“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这就是说，授予元帅军衔有“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者“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按此标准，粟裕显然完全符合第二条，所以当时民主人士认为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
从“领导战役军团”来看，粟裕一直负责战略方面军的实际领导责任。抗日战争胜利不久，粟裕即是当时全国七个大军区的野战军司令员之一。其他军区的野战军负责人分别是：晋察冀军区聂荣臻；晋绥军区贺龙；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山东军区陈毅；中原军区李先念；东北军区林彪。这七大军区的负责人除粟裕、李先念以外，其余5人1955年均为元帅军衔（授衔时，李先念已在地方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未被授予任何军衔）。
1947年1月，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在此之前的1946年10月13日，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明令副司令员粟裕负责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同一时期，其他方面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分别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中原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北军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后来均授衔为元帅。1948年5月，陈毅调任中原军区与中原野战军后，粟裕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本可名至实归担负起华东野战军的领导与指挥重任。如此，作为一个大方面军的最高首长，他在1955年显然将与彭、林、刘同列，成为疑义不多的元帅人选之一。但粟裕真诚谦让，请求中央保留陈毅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自己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职务。尽管如此，陈毅还是离开了华东野战军，赴中原军区与野战军履职，粟裕以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名义担负起了华东野战军全面的领导与指挥责任。显然，粟裕虽让掉了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却并没有让掉司令员兼政委的责任，也就是元帅的责任。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后，粟裕以前委书记的身份继续主持三野前委工作，率领三野全军作战。直至1950年8月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后，才因病离职休养。
1949年6月，军委两度明示粟裕担任台湾战役总指挥，这一职务显然是野战军正职。从指挥兵员来看，攻台部队包括第三野战军全部及其他野战军一部达16个军65万人以上，还包括军委配属的空军和海军。从指挥员人选看位面神农，粟裕曾经建议攻台总指挥由四野司令员或二野司令员担任。由于台湾战役将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局势影响极大，加上粟裕一贯的谦逊和有其他野战军一些部队参战，粟裕于1950年6月上旬请求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6月下旬，粟裕再次提出，请中央派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或四野司令员林彪来主持台湾战役，他本人作为华东地区的军事领导全力协助该战役的组织指挥。军委和毛泽东出于对粟裕军事才能的信任，仍决定由他负责攻台作战。这一决定改变了粟裕长期负责大战略区的军事，却只以副手名义出面的局面。
1950年7月，军委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令其担负抗美援朝指挥之责。在东北边防军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正式出国以前，第四野战军13兵团、42军以及50军、第三野战军9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军委计划东北边防军辖11个军36个师连特种兵总队及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显然，粟裕被授予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同样是典型的野战军（方面军）正职。
1955年授衔以前，粟裕直接指挥过或计划受其直接指挥的大将、上将级别的高级将领人数，可以说也是十分突出的，是实实在在的方面军统帅级人物。统计如下：大将中有陈赓（1947年12月平汉路战役期间；1954年总参谋部期间），张云逸（1949年6月，华东军区机关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粟裕为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暨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27日，粟裕致电张云逸等人，指示山东军区攻夺长山列岛，于8月22日胜利结束），萧劲光（1950年6月前后攻台战役准备时期；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计划组建时期）；上将中有王建安、韦国清、叶飞、许世友、宋时轮、张爱萍、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傅秋涛、宋任穷（均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均为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一度归粟裕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将领），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均为1950年7月计划中的东北边防军所属的原第四野战军将领，或1954年总参谋部期间的副总参谋长），张浩锋彭绍辉、张宗逊、王震、杨成武、李克农（均为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的副总参谋长）。以上授衔将领共为28人，占9名大将57名上将的42%。除此以外，中将级别及其以下将领更为众多。
在人民解放军各个方面军中，八位高级将领常常被部下或同事们尊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之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更令后人景仰的称号。朱德，被尊称为“朱老总”，为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贺龙，被尊称为“贺老总”，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被尊称为“徐总”或“徐老总”，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被尊称为“彭总”或“彭老总”，为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被尊称为“林总”，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被尊称为“陈总”或“陈老总”，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被尊称为“聂老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粟裕，被尊称为“粟总”，为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总”。原因是刘伯承本人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他为“刘司令员”了。建国后的许多文献中，他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常常被尊称为“刘帅”。粟裕与林彪因为统帅部队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譬如，粟裕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后，调到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1958年9月，叶剑英在欢迎粟裕的常委会议上，既不叫粟裕同志，也不叫粟副院长，而是叫粟裕为粟总。1984年2月，原华东野战军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得悉粟裕逝世后，又叹又忿地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文革”中或守鞠亚，江青处处飞扬跋扈，但对战功赫赫的粟裕不敢小视，常以“粟总”称呼粟裕。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东野战军13纵司令员周志坚在其《峥嵘岁月--周志坚回忆录》中回忆说：“我心头很沉重，回到纵队指挥所，参谋报告说，粟裕同志要和我说话。我接过话筒，里面传来粟裕同志的声音：‘攻击刚开始，你们部队伤亡就这么大，进展也很慢，下去整顿一下再打。’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显然，“某老总”或“某总”是对战争年代方面军级以上的统帅人物的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在方面军中的地位，授予他们元帅军衔是在情理之中的。
从“立有卓越功勋”来看，粟裕先后指挥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队高达245万，居全军第一，占全军总歼敌人数807万的近1/3。毛泽东说：“因为蒋（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江北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因此，指挥所部歼灭蒋介石军队最多的粟裕，对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功勋是巨大的。因为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一直处在国共内战的主战场华东与中原，是蒋介石必争的心腹之地，所以遭到蒋介石的精锐嫡系部队的重点进攻，而粟裕却在中央将干部、人员重点配备东北野战军的情况下，在自己所处的险恶环境中，创造出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粟裕指挥华东部队建树了我军解放战争战史上的众多之最，他在解放战争短短的近四年间指挥战役之多，规模之大，难度之巨，质量之高在古今中外显然也是罕见的，尤其是在装备与兵员均劣于敌军，没有喘息时间的情况下，以少胜多，打赢如此众多的战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粟裕在战略上更为缩短解放战争进程立下了独特的功勋。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实际上主要有三个：一为抗战胜利后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二是内战初期的南线“三军进击津浦路”、北线“三路四城”的作战方针；三为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阶段的“南下跃进”战略方针。这三大战略方针，粟裕对后两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共中央第二个大战略方针中的南线计划，也叫“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即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在津浦路两侧作战。当其他两大野战军指挥员遵令而行时，粟裕独陈异议，建议依托解放区先在内线作战，对军委将原定的战略方针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到外线”的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第三个重大战略方针有两步：第一步由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第二步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过长江南进。粟裕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并以豫东战役成功的作战实践迅速打开了中原战局。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通报--《关于情况的通报》。通报中预计：“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仅仅过了7个多月的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又指出：“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实际上解放战争进行了3年多一点时间就基本结束了。战争的进程从开始预计的5年变为后来的3年，粟裕的建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做出解放战争需要进行5年的判断，是建立在敌人江北主力尚未被歼，而人民解放军的部分主力即过江的设想上的。如此，我军要在短短几个月内歼灭盘踞在江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显然不太可能。既打不成豫东战役那样大规模的歼灭战，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济南战役的胜利和举行淮海战役的条件了。
因此，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9条的元帅军衔授予标准而言，粟裕显然有着过硬的条件。黄炎培“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之语可以说是很中肯、客观的。
二、只争工作、不争职务，只争重担、不争荣誉。毛泽东：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当然，元帅军衔的授予标准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9条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规定。1955年1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恢复成立）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参照编制军衔，以干部的军队级别为主要依据评定军衔。同时，1955年2月全国人大第6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还规定授予军官军衔的条件是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的服务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规定每一军官职务均须在定员编制表内确定其相当的编制军衔。按这些标准，粟裕依然符合要求。
从“德”来看，粟裕有云水襟怀，松柏气节，具备古名将之风，与东汉谦虚隐功的“大树将军”冯异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堪称人民解放军的楷模之一。据《后汉书·冯岑贾列传第七》记载：
（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闽粤第一城。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当诸将大争自己功劳大小的时候，光武帝麾下的名将冯异却独屏树下，耻于言功。而实际上，据《后汉书·冯岑贾列传第七》记载：东汉“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惟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就是说，东汉开国将帅中，冯异和另一方面军统帅岑彭的功劳其实是最大的。粟裕也同样“谦退不伐”，且党性原则坚强、胸怀开阔，是极有高风亮节的共产党人。战争年代，粟裕多次率领部队与其他部队整编扩编。在核心领导的人事安排上，他一贯坚持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以他人为重的原则，正确地处理本部与友邻、下级与上级的关系，让自己所属部队的原正职干部担任改编后的副职，把正职让给参与合编的友邻部队，即使有的暂时不能到职，也要将正职空着留给友邻。如成立苏浙军区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等单位时，粟裕组建和长期指挥的新四军1师的干部，从上至下不少人由正职改任副职。同时，他自己以身作则，曾多次谦让司令，成为开国将帅中“只争工作、不争职务，只争重担、不争荣誉”的一面明镜之一。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他当即向华中局负责人提出建议，请求任命张鼎丞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张鼎丞年长粟裕9岁，曾经参加领导福建西部的农民暴动，担任过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组建初期，他和粟裕同在第二支队，张为司令，粟为副司令。后来，张鼎丞去延安参加整风，担任中央党校第二部主任。从资历看谢楚余，粟裕显然不如张鼎丞；但从军事才能与战役指挥能力看，粟裕显然略胜一筹。考虑到战争即将开始的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华中局负责人没有同意粟裕的建议。
粟裕认为，张鼎丞是自己的老上级孙岩评书，让他当副手，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团结。因此，他直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展示了粟裕博大的胸怀与高尚的情操。内容如下：
中央：
昨在华中局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而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曾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功绩卓著，且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孚众望以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党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
十月十五日
但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由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是很适当的。因此也没有采纳粟裕这一建议，仍然坚持由粟裕任司令员。中央在10月24日明确指示：“同意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组织华中[分]局常委，以邓为书记兼政委，粟为司令，张为副司令，谭为副书记兼副政委。组织华中军区，粟、谭到前方工作，指挥野战军，邓、张留后方工作”。10月27日，根据中央的批复，华中局再次宣布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当晚，粟裕出于对革命全局利益的考虑，以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第二次向中央发出请求改任副职的电报，重申了15日电报的理由，并恳切地说：“为慎重并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在粟裕一再谦让下，中共中央最后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中央致电华中局并告陈毅等，认为粟裕的提议“是有理由的”，“中央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这就是粟裕历史上有口皆碑的一让司令。在华中军区成立大会上，张鼎丞谈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这不仅仅是谁当司令员的问题，它反映了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人民战士的互相尊重。有了这种团结，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就无往而不胜！”
1948年5月，中央采纳了粟裕提出的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同时，为让粟裕放手指挥华东野战军琉璃玉米，“钓大鱼”、打大仗，调陈毅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其职责是“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同时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这个突如其来的组织大调整，陈毅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此前，他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米脂杨家沟住了近两个月，中央丝毫没有考虑调动其工作的意思。因陈毅坚定地支持中央渡江南进的战略，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个手令面交他，内容是：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由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组成）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具体安排是，粟裕率三个纵队先期南进，陈毅率其余三个纵队跟进。中共中央办公厅2月2日还专门为陈毅饯行。对于这次重大调整，陈毅系列传记之一的《传檄到中原》一书认为：“这个决定的实质是：实际上是将陈毅调离华东，并且免去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军权。军权，这在中国意味着什么，毛泽东阐发得最透彻。陈毅在1932年1月调任省军区工作，一直没有多少能打仗的部队好指挥，可他还是正职--军区司令员、支队司令员。直到黄桥一战，打开了华中局面，才赢得军事上的声誉。（成为）代军长、军长、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饶漱石只是华东军区政委，野战军陈毅是军政全权。对这，陈毅不能不有所感觉。”关于陈毅突然被调中原的原因，《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记载：“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传檄到中原》后来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和饶漱石关系密切的这人，显然是指一直欣赏粟裕的刘少奇。
后来陈毅在5月10日陪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赴华东野战军总部驻地濮阳，但直到朱德离开两天后的5月20日，他还没有动身前往中原就职。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致电陈毅，指示：“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豫东战役）”，敦促他“尽可能迅速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5月28日，当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与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同行，转往鲁西南城武地区时，《陈毅传》记载有这样一段话：
陈毅托杨立三把缴获的交直流电两用的收音机一台带去中央送给“（周）恩来、小超（邓颖超）”，并附一信说：“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品，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以在屋内跳舞。”也就是在这信内，却写着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此信是陈毅5月29日亲笔。周恩来阅后，特意亲笔批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书记处成员传阅。他们都圈阅了，不知是谁还在“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这一句的旁边用毛笔划粗杠一道以示值得重视。
陈毅抵达中原军区后，还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
同样，中共中央的组织大调整，粟裕也毫无思想准备。在军委和毛泽东“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的明确指示下，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恢弘大度，十分支持粟裕的战役决策和战役指挥。在战役发起以后，他常常离开指挥室，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司令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这一点令粟裕心情舒畅。而且，陈毅在资历上比张鼎丞更老，此次陈毅调中原，中央明确分工是管后勤，即“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的经常工作”，粟裕认为这不是陈毅的特长。
因此，粟裕以其一贯的与人为善的谦抑，向毛泽东请求：“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粟裕只好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毛泽东沉思片刻，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此后粟裕成为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是历史上影响到粟裕后来评级、授衔的“二让司令”。让掉司令员之名，却勇敢地担负司令员之责，功名归于他人，职责留给自己，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谦让，因无正式司令员的名义，也客观上导致了粟裕知名度较低，后来战功还被淡化、转移以至于磨灭。
1948年10月下旬，在淮海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为发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粟裕向军委建议，由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淮海战役。中央同意后，在此基础上，又于战役发起10天后组成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两军联合作战，最要紧的是紧密团结与协调统一。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军内部是存在大大小小的山头的。毛泽东说谢上薰，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两军会合在一起作战，难免会生出种种问题金善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懋功会师的教训曾令后来的部队害怕会师。懋功会师，一方面由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向党伸手要军权，另一方面也由于会师工作没做好，没有注意团结，致使两军由欢呼会师很快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很显然，粟裕是注意到了这些方面的。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建议并首先发起的，初期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主攻战场是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暂归粟裕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共16个纵队。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配合华野作战。按照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在中央尚未做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南线决战的指挥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针对后来有人对中原野战军不服气的现象，粟裕还于1949年1月20日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今后在作战中，我们要与兄弟野战军很好地配合，向兄弟野战军虚心学习。此次，有些同志认为中原野战军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不容许有骄傲现象。在以后配合作战中，大家要愿意多吃一点亏，愿意受人家指挥。团结是双方面的事情，别人要团结，你不要团结，就团结不好；要尊重人家，才能团结好。”
值得一提的是，淮海战场上还有一个“粟裕”似的人物。淮海战役发起两天后的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徐州“剿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率第59军2个师、何基沣率第77军1个半师，共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据《淮海战役亲历记》披露：起义通电时，何基沣却迟迟不签字。张克侠理解了何基沣的“想法”，主动提出将指挥兵员少于自己的何基沣的署名放在自己前面，何基沣这才签字。此后，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即是按何基沣排在张克侠前面的通电署名顺序称呼的，并且载入了史册。显然，张克侠的人品与粟裕的人品有相似之处。
此后，粟裕在1950年担负攻台战役总指挥时，还谦让过刘伯承和林彪。当然，这一次没有让成。出于对粟裕的信任，毛泽东决定仍由粟裕指挥解放台湾之战。1951年9月，周恩来和朱德亲自向粟裕传达中央命令，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粟裕也做了恳切的推辞，认为自己到下面抓抓部队工作或搞学校工作为好。周恩来、朱德强调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粟裕才接受了命令。粟裕在总部工作仅半年后，毛泽东即说：粟裕能比较好地看出问题。1954年10月，毛泽东亲自向粟裕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同样谦让，向毛泽东表示：“主席！我不能胜任！”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从此，粟裕在4年的总参谋长岗位上，不负毛泽东的重望，在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战场建设和对敌斗争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事实均说明，粟裕淡泊名利，公而忘私，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团结与工作；同时功高不自居，谦虚谨慎。正是毛泽东所描述的那种难得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从授衔时的现任职务来看，粟裕也是合适的人选。1954年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由隶属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隶属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辖：作战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人民武装部、军事运输司令部、政治部、干部处、测绘局、行政经济管理部等。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当时军委所属八总部领导成员如下：
（一）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10人（1员大将，9员上将）：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
（二）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后由叶剑英代部长），副部长4人（4员上将）：张宗逊、萧克、彭绍辉、李达。
（三）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副部长（3员上将，1员中将）：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阎揆要。
（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4人（4员上将）：谭政、傅钟、萧华、甘泗淇。
（五）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3人（2员上将，1员中将）：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
（六）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副部长3人（1员上将，2员中将）：洪学智、张令彬、邱会作。
（七）总财务部：部长杨立三（1957年5月，总财务部改属总后勤部），副部长：余秋里、唐天际、汤平。
（八）总军械部：部长陈锡联（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
从上述前六个主要总部来看：总参谋部：粟裕带1员大将，9员上将；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带4员上将；（1955年正式成立时，由叶剑英带6员上将）；总政治部：罗荣桓带4员上将；监察部：叶剑英带3员上将，1员中将；总干部部：罗荣桓带2员上将，1员中将；总后勤部：黄克诚带1员上将，2员中将。显然，总参谋部阵容的配置极为隆重，仅比隶属国务院的国防部稍逊（国防部1954年9月成立，隶属国务院。国防部长为彭德怀，副部长：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7人，包括4员大将，2员上将，1员中将），不愧为解放军各总部之首。关于总参谋部的作用，粟裕曾明确指出过，他说：“军委下辖总参、总政、总干、总后各部，工作的归总在总参”，“总参谋部是党中央、军委统率全军的办事机关”，“总参谋部是负有特殊重大责任的”，“总参是全军的首脑机关”。就当时军队系统的重要性而言，总参谋长粟裕的现任职务显然也是可以授衔的。
因此，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粟裕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这的确是公允之论。
三、再让元帅。毛泽东对粟裕说：“你是担的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
1955年军衔制是从1950年就开始筹划的，其规章制度内容制定与最初的元帅人选，均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正如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其酝酿、准备也有5年的过程一样，当时的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兼办公室主任贾若瑜将军回忆说：“从（1983年）办公室成立，到1988年再次授衔，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5年。”因此，1955年军衔制显然不是一般人所静止地理解为1954年6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增补军委副主席以后，形成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高岗、林彪、叶剑英、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的格局，或者1954年9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另设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以后才开始考虑的。相反，1954年9月28日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是元帅人选长期酝酿的结果，时间跨度达到整整5年。但因为相关的资料尚未彻底解密，若干人选的变化又未形成正式文字记录，因此，元帅人选的具体变化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早在1948年，党内就开始酝酿关于军队内部的等级问题。1949年建国后不久，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于1950年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年9月，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他说：“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12月3日，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准备把1951年的首要任务定为给军队评定军衔。可见，人民解放军授衔制原本计划于1951年实行的。此时，粟裕是排名第15位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但这一年实际授衔的计划后来因故推迟。
1952年3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明令人民解放军全军评定统一的军队级别，建立干部等级制度，以在物质待遇方面实行薪金制度，取代供给制度，也为其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基础。在《等级指示》确定的23级军队级别中，最高级别为第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第二级为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第三级为军委委员级，第四级为正兵团级等。在《部队及领导干部评级幅度》中，有正兵团级以下各级别评定标准、幅度，但没有正兵团级以上的军委委员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的评定标准；仅有一条标准涉及军委委员级梁伟伟，即“个别资深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得评为军委委员级”装醒哥。按此标准，1948年5月已经让掉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的粟裕属于第三级：军委委员级。但军队的级别实际上只是评定军衔的主要依据，而非唯一依据。以粟裕为例，虽然是华东野战军（三野）的代司令员、副司令员，但一直主持司令员的实际工作。所以，到1955年1月，军队级别中的两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委员级合并为一级--大军区级，取消了军委委员级；9月授衔时，元帅、大将的军队级别同为大军区级。至于大军区级再度分为两个等级，则是1960年以后的事情了。（1960年10月新设“元帅级”，与当时的元帅军衔相对应，相当于1955年1月以前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元帅以下仍有“大军区级”，相当于1955年1月以前的军委委员级，此“大军区级”非彼“大军区级”，称谓虽相同，但含义有别）所以，从授衔时的军队级别来看，粟裕与后来授衔元帅军衔的10人是同级的。粟裕的原秘书鞠开指出：“粟裕的行政级当时是大军区级，比正兵团高两级，同野战军司令员一样。因此，他的军衔问题自然不能放在正兵团这一级考虑，而应放在大将、元帅这一级别予以考虑。”
1952年11月，解放军相关部门开始着手研究军衔制的具体事宜。11月26日，总干部部给军委并毛泽东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说，对于军衔等级的设置，总干部部和苏联顾问的共同意见是设6等20级，前四等分别是：元帅三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四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三级：上校、中校、少校。这一军衔等级系列，比当时苏联的军衔制多了“准上将”一级。同时，苏联的大将与军兵种元帅同级。总干部部认为“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主要是解决师级干部军衔，但苏联顾问对此有争议。因为苏军没有准将军衔，少将之下是上校，苏军的副师长通常为上校。如果解放军设准将，副师这一级一般可授准将，在两军交往中会对苏军不利。显然，总干部部主要是从人民解放军实际情况出发，而苏联顾问考虑更多的是两军军衔设置完全对等（至少不能高于苏军）。由于对这一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总干部部呈请军委裁定。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要求全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草拟授衔条例及实施规程，进行军衔鉴定，研究制定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及服装样式，制定编制军衔等。2月17日，军委决定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第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等11人组成，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1953年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比1952年11月总干部部与苏联顾问商定的方案多了一级，即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大校”，这样，既符合人民解放军实际，又考虑了苏联顾问的意见。新方案共设6等21级，将原上将、准上将分别改称“大将”、“上将”，将官依次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增设大校一级，依次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其余也略有变动。
中共中央规定，元帅和大将由中央书记处提名，政治局讨论决定；上将至少将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军委批准授予；校官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因此，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是由书记处、政治局以上领导人考虑的。
从《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明确要求进行“军衔鉴定”工作，也就是初步确定各级军衔人选。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包括元帅在内的授衔人选最初“鉴定”，至少是从1953年7月前即开始的。否则，仅要求下级单位“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这一年的正式授衔后来还是因故取消了，但这个授衔形式的取消显然与已经进行了的“军衔鉴定”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1953年10月，贺龙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于30日到志愿军王必成部视察。在对高级将领讲话时，评论过国内正着手施行的军衔制。《贺龙全传》记载如下：
“这时，正值解放军搞评级定衔，大家的思想比较活跃，贺龙这次是代表军委向志愿军各部队的负责干部专门做思想工作来的。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呢？贺龙首先从自我讲起。他说：‘不瞒同志们说，军委已内定我为一名元帅了。我知道，这元帅衔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荣誉和勉励，也是无数战友和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他语重心长地说：‘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从北伐到长征，从抗日到解放战争，直到这次抗美援朝，有多少好同志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朝鲜土地又埋了多少好战友的忠骨。他们，我们应该给他们定个什么级，定个什么衔呢？”
贺龙1953年10月即已知道自己内定为元帅，可见在此之前，元帅人选已经在切实酝酿考虑，也就是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的“鉴定”了。此时，尚未成立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49年10月决定，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粟裕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在28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15位。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授衔元帅的罗荣桓不在这一名单之列。名列粟裕之前的军委委员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除开大元帅候选人毛泽东、起义将领程潜以及主要负责地方工作的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粟裕排名刚好第10位。作为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与代司令员，极有可能在这一阶段被列入元帅的人选之一。据粟裕身边的知情人透露：“评定军衔时，最初的元帅名单里，林彪排名第五位，粟裕排名第七位。”
然而，尽管毛泽东要给粟裕授元帅，基于一贯的谦虚和其他方面的种种考虑，粟裕提出了辞帅的请求。据《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记载：
1955年9月中旬，毛泽东赴邯郸视察。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一起在中南海颐年堂的小会议室里，商讨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授衔、授勋事宜，李银桥和成元功、郭仁、石国瑞等人侍卫在侧间房中，听毛泽东谈起了粟裕。
毛泽东吸着烟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周恩来说：“可也不能不兼顾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野战军的情况，要尽量做到人心舒畅、鼓舞士气，使全军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面貌。”
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
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战医归来，十大将十元帅。提交军委讨论最后通过。”
就在粟裕辞帅被批准，新的元帅人选逐步确定，准备正式授衔之际，党内高层中有人在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情况下血荐中华，提出了对同样主要从事地方工作的陈毅授衔的异议不破爱花。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如果按这一异议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游击队、新四军及华东野战军显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担当元帅。时任总参谋长，坚持了国民党腹心地区三年游击战战争，从未离开过抗日战场并在新四军全军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长期实际负责华东野战军领导与指挥重任的粟裕，显然将再次成为考虑的焦点。当然，粟裕本人的再次谦让也必将在情理之中。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杨尚昆，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其中说：“（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在京的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史文俊。‘”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顾问一直在考虑两军军衔设置完全对等。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认为“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以解决师级干部的军衔。但苏联顾问因为苏军没有准将军衔而有争议，认为在两军交往中会对苏军不利。而1955年苏军的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是元帅军衔，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却只是大将军衔，显然也是不对等的。不过此时两军交往中，对苏军而言，已不存在不利的问题了。
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衔的意见最终获得通过。1955年9月16日，他签发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函件，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授予元帅军衔的名单，按法定程序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建议，通过了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
军衔正式公布之前，性情直率的许世友获悉自己名列上将，找到周恩来，直言要求授大将衔。周恩来只说了一句：“粟裕也只是大将呀！”许世友当即不再出声了。这就是有名的“粟裕震大将”的故事。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创造孟良崮战役的奇迹时，许世友是其麾下的9纵司令员；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全军“攻济打援”时，许世友是其麾下的攻城总指挥。如果粟裕为大将，许世友知道自己显然只可为上将了。
人民解放军的首次授衔，已成为历史永恒的定格，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佳话与一些遗憾。毛泽东曾对粟裕说：“你是担的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作为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虽然没有元帅军衔，但却是人民解放军一座永远的丰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当历史的长河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后，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粟裕，必将发出愈来愈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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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与汪道涵、江泽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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